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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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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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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下，贾谊也不认为功臣侯会对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理由很简单，列侯国小而力少，“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他还拿韩信、黥布、彭越等诸侯王同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列侯做了一番比较：“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注：贾谊：《新书·藩强》，第39—40页。）他相信仅“为彻侯而居”的功臣们没有谋反的本钱。何况文帝时，萧何、曹参、张良、樊哙、王陵、陈平、郦商、傅宽、靳歙、周昌、任敖等重要功臣都已去世，功臣集团的力量已大不如前了。
此外，汉初对付各种危险人物和势力的办法，通常是将其迁至长安附近的陵县，就近加以监视和控制。正如《汉书》卷28《地理志》所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按照这一逻辑，将居住长安的列侯遣回关东各地，反不利于对他们的控制。从实际效果看，“列侯就国”对功臣侯势力的削弱也很有限。文帝诏明言“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则实际就国的大多是没有职务的列侯，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去世功臣的子孙。《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文帝令列侯之国后，长安仍有不少列侯。而当时在朝中任公卿要职的列侯，只有周勃免相就国，其他如颍阴侯灌婴、北平侯张苍、汝阴侯夏侯婴、棘蒲侯陈武等皆未就国，朝中权力格局并未因此发生大的变化。
看来，“令列侯之国”诏表面上是针对长安的功臣侯及其子孙的，因此而之国的也大多是他们，但仅仅用削弱长安功臣集团来解释文帝此举的用意仍然不够充分，甚至有些勉强。而赵兼一事使我们意识到，“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两项措施是相互关联的，贾谊和文帝设计这两项措施，很可能是通盘考虑的，主要目的是想解决只有这两项措施同时发挥作用才能解决的某个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诸侯王之子弟和外戚所受的影响比功臣侯更大，因而王国势力很可能是文帝此举之不便明言的主要打击目标。
淮南王刘长是刘邦少子。文帝即位时，刘邦之子仍在世者除了文帝就只有他了。《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载：大臣消灭诸吕后议立新帝时，刘长也是被考虑的候选人之一，但因其年少，“母家又恶”，而被否决了。这里的“母家”即指刘长的舅父赵兼。可见，文帝即位后，刘长在诸王中血统最尊，对文帝的皇位和权威都有一定威胁。而刘长不知收敛，“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文帝令薄昭对他提出警告之后，刘长非但不听，反而“不悦”，遂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注：《汉书》卷44《淮南王传》，第2136—2140页。）对这样一个诸侯王，文帝当然要及早设法加以控制。文帝元年，刘长不过二十岁，他的几个儿子或在襁褓，或在孕中，（注：《汉书》卷44《淮南王传》曰：高祖八年，其母“有身”。若次年出生，至文帝元年当二十岁。(第2135页)又曰：“孝文八年……王有四子，年皆七八岁”。(第2144页)则文帝元年，四子或刚刚出生，或尚在孕中。）都不能成为他的助手，因而舅父赵兼必是他身边最亲近、最重要的人物。赵兼早有“恶”名，也会增加文帝对他的顾忌。此人因文帝“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而离开淮南国，正可起到削弱刘长势力的作用。这显然对文帝有利，而对刘长不利。明乎此，文帝之所以要强行“易侯邑在淮南者”，以及刘长之所以“不肯”，便都可以理解了。 四
文帝即位之初，诸侯王方面的威胁主要来自淮南国和齐国。所以继淮南之后，文帝又在齐国推行“易侯邑”和“令列侯之国”政策，以削弱齐王势力。
齐悼惠王刘肥是刘邦庶长子，食七十余城，是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惠帝六年，悼惠王卒，其子哀王继位。吕后死后，诸吕“欲为乱”。哀王二弟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当时都在长安，“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哀王“既闻此计”，与舅父驷均等发兵屯于齐国西界，并联合其他诸侯及驻军荥阳的汉将灌婴，“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不久，刘章联合太尉周勃、丞相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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