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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曹考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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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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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的减轻相对应。
西汉末成、哀之世，在复古思潮的推动下，中枢体制呈现出由丞相制向三公制转变的趋势。成帝绥和元年(前8)，令大司马置印绶官属，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合称三公。但仅过三年，即哀帝建平二年(前5)，由于时任大司空的朱博上书反对，三公制瓦解，大司空复为御史大夫，大司马省去印绶官属。到哀帝元寿二年(前1)五月，“正三公官分职”[3] (卷十一)，复置大司马印绶官属，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三公之制终于确立。三公制使丞相职权一分为三，由此也导致东、西曹的设置范围扩大。
东汉初年，三公名号承哀帝之旧。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新名号。当时太尉分工管军事，司徒分工管民政，司空分工管工程，地位相等，无轻重之分。遇到郊祀、大丧及“大造大疑”，他们都有权参预，或者分工处理，或者联合论争，不允许任何一方具备特殊权力。陈仲安先生等认为，地位相等，权力平衡，是三公制的内涵要素，因而三公制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时期[5] (p7)。东汉一代的三公府属官，在经历西汉以来的发展并逐渐完备以后，建制较为稳定。《续汉书·百官一》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记太尉府属官云：
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西曹主府吏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6]
太尉府设置十二个曹，分别管理各类事务，另有黄阁主簿录省众事，长史总署诸曹事，其主要职能机构大抵如此；令史及御属等，则分别处理府中各种杂务。该志未记述司徒府和司空府的机构设置情况，这应该是由于司徒府、司空府的机构设置基本上与太尉府相同，故行文从略。
东汉三公仍然是当然的宰相，但尚书权力增重，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其权力。三公执政权力的伸缩，与三公府下属机构行使自身职能的状况密切相关，东曹在反映这层关系方面，颇为突出。前引续汉志称太尉所属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祝总斌先生根据这条记载并稽考有关三公职掌的文献后认为：“由于司徒拥有此殿(百官朝会殿)，接受郡国上计，又亲自了解统治情况，虽然以这些为依据所进行的考课和奏行赏罚，是由三公共同商定，但太尉偏重边郡，司空偏重涉及水土工程的郡国，所以一般郡国恐怕是司徒起主要作用。”[7] (p65)太尉主军吏迁除，而郡国二千石长吏的考课、奏行赏罚以及迁除，则是三公各有所掌。具体地说，这些事务是由三公府的东曹分别负责的。
然而，《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却记载说：“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为此上疏指出：“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8] 这段记载牵涉到三公与州牧(刺史)、尚书之间行使职权的纠葛。本来，州牧劾奏郡国二千石长吏，需告知三公，由三公遣东曹掾史案验，然后黜退。但光武帝有意绕开三公，在州牧劾奏之后，直接由尚书作出黜退的裁决。如此一来，光武帝通过委任“台阁”尚书和“外台”州牧，侵夺了三公劾奏二千石长吏的权力，达到了“黜鼎辅之任”，分散、削弱相权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三公东曹履行其案验职能的程序遭到破坏。
东汉三公府的东、西曹掾是辟召制下所能得到的最高职位。表面上看，其比四百石的秩位比西汉丞相东西曹掾秩四百石略低，但其实际地位似较后者更高。首先在享受特权方面，自光武帝建武三年(27)以后，三百石以上官均可得到“有罪先请”的待遇[8] (卷一)，东、西曹掾自不例外，而此前仅限于六百石以上官。更为重要的是，在东汉盛行征辟制的选举条件下，三公府辟召是除皇帝征召之外最荣显的仕进坦途。崔寔《政论》称：“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9] (卷六十八)包括东、西曹掾在内的“三府掾属”虽职位不高，却能得到迅速迁升的机会，因而引得士人及权贵之家争相趋附。 二 东汉末年军府、公府的东西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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