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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曹考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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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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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为五人，这反映出诸公及从公处理政务的职能确实很有限；当然，这也正是诸公及从公得以广为设置的前提条件。就内部关系而言，西、东曹置掾，其余三曹置属，西、东曹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地位。
东晋南朝以降，公位群体依旧庞大，与曹魏西晋无异；但诸公及从公名号虚衔化的倾向更加明显，甚至成为“赠官”。在设置僚属方面，据《宋书·百官上》记载：“江左以来，诸公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参军无定员；加崇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四人，则仓曹增置属，户曹置掾，江左加崇，极于此也。”公府仅置仓、户二曹，传统上作为公府基本配置的西、东曹已经裁撤，这意味着诸公及从公基本上丧失人事处置权，其处理政务的职能更为有限。然而，宋志载录的情况似乎仅为一般的制度规定，它对普通身份的诸公及从公当然具有约束力，但对特殊身份的诸公以及从公，却未必有效。东晋南朝时公府的东西曹实际上并未绝迹，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
西曹方面：东晋初，谢尚为司徒王导西曹属；宋末，顾宪之为太尉萧道成西曹掾，沈昭略为相国萧道成西曹掾；齐末，陆杲为相国萧衍西曹掾；梁武帝时，张种为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西昌侯萧渊藻西曹掾，萧渊藻同时兼任中书令、侍中；梁元帝时，陆山才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辩西曹掾，王僧辩同时兼任尚书令、江州刺史。东曹方面：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为骠骑将军，“加开府，领司徒”，其府中设有东曹[12] (卷六十四)，[14] (卷四十二)；宋文帝时，沈文季为太尉江夏王刘义恭东曹掾；齐武帝时，张稷为大司马豫章王萧嶷东曹掾；齐郁林王时，孔逭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陵王萧晔东曹掾；梁武帝时，陆倕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萧宏东曹掾，张种被选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东曹掾，未就职；陈后主时，孔绍忠为镇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陈伯山东曹掾。以上西曹6例，东曹7例；由于公府的西曹和东曹向来是同时并置，所以我们可以看作是东晋南朝公府置东西曹共计13例。从这些例子看来，当时有资格设置东西曹的有两类人。一是非宗室的权臣，其中王导是东晋江左政权的奠基人之一，倍受诸帝尊宠，不仅居中枢重地，见待礼节也过于群臣，因而不能以普通诸公看待。其他如宋末的萧道成、齐末的萧衍、梁末的王僧辩等，也都是朝廷的实际当权者。一是位望崇显的宗室诸王(个别为侯)，他们也掌握着中央或地方的重要权力。在影响东晋南朝政局走向的各种因素里，宗室诸王和非宗室权臣是两支决定性的力量，这两类人享有设置东西曹的特权，是否暗示着东西曹在掌握权力上的重要意义呢？
2. 两晋南朝司徒府的左西曹
西晋的诸公及从公府一般设置五曹，但司徒府是一个例外。《晋书·职官志》：“司徒加置左右长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属各一人，西曹称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数如旧令。”司徒府比一般公府多出一个左西曹，有掾属各一人，由此形成左、右西曹对应的局面。司徒加置左西曹，与司徒领选有关。“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15] (卷十六)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司徒府便承担起选任州郡中正，主持中正品第人物及用黄纸写定品第供吏部采用等职责[16]。司徒操纵中正品第与吏部主持铨选，是当时选官制度中互相衔接、缺一不可的两个环节。我们不清楚司徒府左、右西曹的分工情况，但加置左西曹，应是为了充实人手，以便司徒操纵州郡中正品第人物。
东晋南朝时期，司徒府依然保持着与其他公府的差别。《宋书·百官上》：“司徒若无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职僚异于余府。有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各一人，余则同矣。余府有公则置，无则省。”司徒府无论有无司徒公其人，都常置不废，其缘由在于司徒府掌握着选举的重要环节，不可一日或缺。当无公时，司徒府很可能由吏部代领。司徒府常置不废，“余府有公则置，无则省”，这是两者歧异处之一。其时一般公府仅置仓、户二曹，由西晋时五曹撤去三曹，司徒府在保留仓、户二曹，撤去另外三曹的同时，仍然较一般公府多置一个左西曹，这是两者歧异处之二。
司徒左西曹在两晋南朝存在的情况，史籍留下了如下记录：西晋刘卞为司徒左西曹掾；东晋庾登之为司徒左西曹属；顾琛“祖履之，父惔，并为司徒左西曹掾”[17] (卷三十五)，时间当在两晋；顾觊之“父黄老，司徒左西曹掾”[17] (卷三十五)，时间当在东晋；宋张岱“为司徒左西曹”[17] (卷三十一)；齐顾暠之为司徒左西曹掾；梁孔奂为司徒王僧辩左西曹掾，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有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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