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东曹主管军吏，尚有丁斐的事例为证。丁斐任典军校尉，多有不法行径，曹操曾言“东曹毛掾数白此家，欲令我重治”[10] (卷九注)。由于东曹的职能范围较广，集中了大部分的选举事务，因而它成了当时人事斗争的焦点。
最后，在选举官员的操作方面，对候选对象的德才进行考察评定的环节得到了加强。崔琰任东曹掾时，曾为丞相征事邴原、议郎张范作评状云：“征事邴原、议郎张范，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10] (卷十一)这种评状应该就是九品官人法下为士人作状的肇端。《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称：“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所谓“委授铨衡，总齐清议”，表明崔琰主持东西曹，其主要职责是掌典对候选对象的品评推荐，这与上举事例可互相印证。而所谓“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则是对崔琰把握人物评论尺度的肯定。上举事例中，崔琰以东曹掾的身份品评丞相府属官邴原、朝官张范，反映出东西曹之间紧密配合以及东西曹掌选的范围之广。
三 魏晋南北朝公府、州府的东西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决策行政体制沿着东汉以来的轨迹继续发展，并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时期的太尉、司徒和司空等三公，已经丧失实权，成为虚衔；作为辅助皇帝进行决策和实施政务的权力机构是中书、门下和尚书等三省。在地方行政体制方面，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已经形成，都督制发展成熟。其时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军称号，治民而又领兵；同时，以军将为都督，督一州至数州，或一郡至数郡，往往又兼任军府所在地的州刺史或郡太守，表现出地方政权军事化的明显特征。这个时期，西曹、东曹的设置范围进一步朝着扩散和下移的方向发展，而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制的变化，对这一过程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这个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造成各个政权之间政制发生差异的因素较多，也增加了当时东西曹设置情况的复杂性。下面，我们就此期东西曹的设置和运作情况，分类加以叙述。
1. 魏晋南朝公府的东西曹
三国西晋时期，名号为公的高官群体呈扩大趋势。当时的丞相，或称相国，不常置；置则多系权臣居此职。丞相之下，曹魏、孙吴均有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公官，蜀汉曾以许靖为司徒。曹魏又曾置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等，位在三公之上；孙吴、蜀汉仅有大司马和大将军。综上可知，三国时除丞相、相国之外，实际上是七公并置[11] (p81～83)。西晋建立之初，尊宠禅代功臣，凡八公同时并置，盛况空前。
除正式的公以外，三国西晋时还广置“从公”，这是导致公位群体扩张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所谓从公，即文武高官以本官加“开府仪同三司”名号，从而获得等同于三公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利。关于开府仪同三司的渊源，《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称：“开府仪同三司，汉官也。殇帝延平元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也。”[12] 同篇还论及以开府而位为从公者，主要是高级武将，文官仅限于带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等散号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于曹魏开府仪同三司有考，称：“仪同三司，无员，魏加官，景初三年初置。加是官者皆以本官开府。可考者八人。”[13] (p1315)以上晋志、洪表论述开府仪同三司的渊源和范围，甚为明晰、准确。
曹魏时诸公及从公设置僚属的情况，史不备书。西晋建立以后，对从公以上设置僚属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宋书》卷三九《百官上》称：
晋初凡位从公以上，置长史、西阁、东阁祭酒、西曹、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属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为持节都督者，置参军六人。[14]
《晋书·职官志》所记略同，但细节较详备。晋初诸公及从公府的基本建制为僚属八人，包括长史和西、东阁祭酒各一人，西、东曹掾各一人，户、仓、贼曹属各一人，相当精简。同东汉太尉府相比，置曹数由十二曹减为五曹，掾属由二十四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