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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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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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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年建立了3个县农救会，20个区级农救会、423个乡农救会，会员有16万，还有工救、青救、妇救、学救、灶救、教救等社会团体。[15] (P125-126)
群众团体的大量出现，改变了过去松散的社会状况。在抗日战争残酷的反扫荡和清剿的考验中，逐渐走向成熟。1942年夏收中，虽然组织了几十万群众，但在秋季扫荡时，大都垮台了。到1943年面对敌人不断的清剿扫荡，群众组织非但没有垮台，反而在艰苦斗争中变得坚强壮大。
群众团体取代了过去传统权威，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乡村社会，传统的绅权凭借着自己掌握的优势资源如知识、地位、家庭财产等，获得对农民的影响力，其基本的价值伦理、生活方式就是榜样。这种没有正式法律依据的影响力属于权威型的，凭借着权威，主导乡村社会生活，是传统乡村的基本特点。抗战中社会环境的转变，群众团体在抗战中的突出表现，削弱了民众对旧有的权力网络和昔日的乡村权威的依赖，旧有的传统权力格局逐步瓦解。
由于新的群众组织逐渐成为了团结群众的中心，抗日民主政权通过对基层组织的再造逐步达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控制。特别是改善民众生活、“群众组织(农抗)在群众中的威信已提高了，因为群众组织(农抗)，已能领导群众从经济斗争走上抗日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16] (P201)
四、政治秩序的重建
乡村社会的变动，特别是阶级关系的调整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为中共建立完整的政权系统提供了条件。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既是抗日根据地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根据地政治制度创新、拓展共产党在乡村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内容。
在保留了国民党原来的乡、保行政体制及人员的情况下，苏中、苏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自上而下地推进的。1941年，苏中行政委员会首先进行了县区两级政权的建设工作。由于游击战争环境无法进行民选，一般采取由各级党组织委派方式产生县区长及政府主要成员；同时，成立了参议(政)会(苏中14个县中有9个县和30个区成立参议会)。在政权构成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原则组成新政权，吸纳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以合理调节各阶级关系。由于原来乡保体制的保留，使得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贯彻受到影响。新民主主义的‘头’与封建主义的‘脚’的矛盾日益尖锐。1942年苏中、苏北开始“改革违反民主原则的保甲制度，建立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的市乡民主制度。”[17] (P204)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地采取四种形式进行基层政权的改造。(正规民主的新乡制；乡政府机构的初步民主，即成立临时乡政府；由区署规定的乡政府；由委任或民选改造乡镇长。)至1943年底，苏中根据地1560个乡中，实行新乡制的76个，实行半正规改造的387个，实行人事改造的693个，占总数的74％。[8] (P11-12)淮北根据地14个县已有8个县进行了县选，正式成立了各县参议会及行政委员会，基本区520个乡，已完成乡选的计202个乡，占39％。其中以泗南乡选最普遍，全县72个乡已有58个乡进行了乡选。以全县按户数是58，625，实行代表制的即占47，524户，全县总人口是298，249，实行代表制的即达238，090人。[18] (P526-527)乡选基础上建立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发动和组织全民抗战的强有力的杠杆，也是中共完成政权改造的关键。
抗日基层政权建设，最终清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拓展了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政治制度的更新。基层政权改造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抗日政权成功地把旧有乡绅纳入到新的政治系统，而不是像保甲制时期由乡绅主导基层政权。“我们有了有组织的新型的伟大民众。首先我们有了新型的士绅；过去的士绅多半株守家园，‘苛全生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仅国家大事的最高问题他们无法管，连个人生活也要受恶势力的摧残。现在不同了，士绅先生们一面帮助军队参加抗战，一面领导武装进行保家自卫。尤其难得的是拥护政府法令愿损失自己利益，减轻租息加工薪以实际出事抗战工作。千百年的古旧陋规在士绅自愿原则下进行了新的改革。历史上的毁家难，仅是少数贤豪的行为，而今在敌后已成为士绅巨商的广大行动。这些士绅们首先赞助民主，首先支持政府，信任我党我军。”[13] (P187-188)
抗日基层政权建设，使得乡村的权力主角由传统的集“官授的正规权力、地主士绅、家长”于一体的乡村权威转向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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