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阶级划分的中农、贫雇农为主的“基本群众”的代表。在淮北人民的基层政权系统建设中，7个县参议会，共计议员458人，就其阶级成分说，雇工12人，贫农71人，中农119人，富农70人，地主130人，商民17人，其他39人。[18] (P527)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生活的工农劳苦大众开始出头，在新的政治系统中，老百姓在实践中学习管理自己的事、乡村的事、国家的事。
抗日基层政权建设，实现了各阶层民众参政的权利，使得民众超越了狭隘的视野，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根据地政权实行了完全的民权，不分阶级、地位、财富、男女之别，只要是坚持抗日立场的民众均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在参加政权管理过程中，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员，做事公道，大家便帮忙，选出的人不公道，大家便“反映”他、批评他、斗争他，最后改造他。民众对政府有强烈的认同感。许多老百姓从此感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好坏和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不能像从前站在一旁看了。许多地方群众敢于和那些不尽职的乡长算帐，敢于在大会上提出撤换自己所选出来的违法渎职的参议员和行政人员，敢于和乡村中的黑暗压迫作斗气各阶层人民能运用自己的权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大大提高了各阶层人民抗战的积极性。
抗日基层政权建设，加强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通过居民组、代表组、代表大会、行政委员会、各种工作委员会等等形式，根据“三三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仅使各阶层人民的优秀分子都来参加政府工作成为可能，也使政府本身的成份上发生大变化。因为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也使改变了政府人员对人民的观点，这些被人民选出的政府人员，逐渐了解自己对人民的责任，部分的建立起向人民报告工作及征求“反映”的制度。[18] (P528)
五、结语：乡村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战争爆发以来，战争的烈火，摧毁了一切腐朽的事物，移动了一切不适应战争环境的事物，这些根据地要能担负严重的抗战任务，借着抗战的助力，必然产生许多切合战争需要的新的环境，产生了民主制度，创造了进步的设施，便是这些根据地在战争中的伟大收获。”[12] (P56)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及现代性因素的生长，对中国大陆后来的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动摇了乡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削弱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治的士绅宗族势力的优势，为现代政治制度深入乡村铺平了道路；高度的政治动员清除了乡村民众传统的冷漠和保守，现代政治理念政治民主、人权保护、经济平等、剥削有罪等，通过实践在乡村得到传播，深入到农民心中，推动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抗战中。抗日根据地引进了新的社会群体的划分标准，建构了以阶级理论为基本框架的社会分层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了社会群体的组合；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社会组织取代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提升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在实行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整体性变革的基础上，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更是以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空前的政治权威，直接深入乡村和农户，控制了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实现了近代以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和控制。
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的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革作好了资源上、理念上、社会心理上和路径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1]何理. 论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性[J]. 抗日战争研究，1999，(4).
[2]王奇生. 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A]. 中国社会史论[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闻钧天. 中国保甲制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4]张小军. 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J]. 社会学研究，2001，(3).
[5]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诸公电[A]. 马洪武，等.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二册[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晏阳初. 农民抗战的发动[N]. 大公报，193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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