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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初建时的认识-——建国前夕之临清事件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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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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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查减运动中，清算了封建性商人对农民的剥削，如福德、德巨等大奸商，曾于灾荒期以贱价收买群众土地，然后又以出租、出佃、出当等封建剥削方式榨取群众血汗，并依仗敌伪势力，将公粮、花销、黑差等转嫁于群众身上。[14] 同时，大力宣传建立新型的合作社经济。临清市工会取得5月间增资增产斗争胜利后，代表各行各业工人店员成立利华百货商店，经理委员会、掌柜和先生都由工会选拔与聘请。半年经营约计得红利200％，并扶持大中卷烟厂、同志成饭馆、公益、公新益铁工厂先后开张，还计划与农村工人结合，在乡里开毛巾工厂。[15] 这种合作组织成为解放区社会组织的理想模型。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华北解放区的环境得到根本改变。1948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指出“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存在着对某些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的错误偏向。[7] (p1281)2月27日，又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强调“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7] (p1285)。4月9日，董必武在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上强调指出：“工商业要保护，是中央历来公布的文件中均有的，是明确的。但各地把它当作政策问题来研究讨论并认真贯彻下去，是做得不够的。”4月19日，薄一波给毛泽东《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检讨了反奸清算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偏向，认为边区半数以上原有工商业遭到破坏并不能迅速恢复；各区、各政府部门存在统制垄断，机关、部队、团体生产人员有巧取豪夺、排挤强占、乱抓资财等破坏纪律、毁灭政策现象；再次强调一切机关部队工厂商店，必须接受当地党委与政府(工商管理局)的领导，取消特权，严厉取缔非法营业。[16] (p68～75)临清属工商业保留并发展较好的一类，但也存在工商管理混乱，征收负担轻重不公，一般工人、店员、学徒工资太高，个别街干部损害商人利益等现象，[17] 众多公营商店借战时经济统制垄断谋利的行为尤为严重。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建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同月，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总行。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继而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在政府工商部的领导下组建华北贸易公司，并在区内各重要城市、县镇设立分支机构。在强化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公营企业地位和作用并不清晰，其管理和效率是华北工商业会议争议最烈的问题，为确保生产仍允许私人资本家发展。[18] (p311～313)
9月24日，济南解放。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指示》，要求立即停止收兑法币，以缴获和低价贬值收兑的法币高价收买敌区各种物资，促使敌区物价更快上涨。[19] (p358～359)同时批准，自10月5日起，华北与山东货币以固定比价互相通用。随即华北、山东两区货币等价使用。但是，人为确定货币流通和比价，无法立即改变物价地区差异，集中管理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地区、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以10月11日临清棉价为基位，济南高22％，益都高50％，潍县高81％。只要存在流通条件，就会出现抢购。
三 对于事件的报道和批判
194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田流的通讯《临清棉价波动透视》，报道了临清事件。某些公营商店无纪律无政府，惟利是图，在临清抢购棉花150万斤，造成市场一度紊乱，从10月9日到26日的18天内，棉价由冀币每斤2035元，上涨57％强，速度之快为近数年来所未有。由于棉价无规律地跃进地升涨，投机商人大肆活动，掺假使水，棉花质量迅速下降，甚至每百斤花有使15斤到20斤水者，以最低估计每百斤平均10斤潮计共买水15万斤，用棉价开始波动前的价格计算，也需冀币三万万数千万元。
就物价上涨幅度而言，事件并不似报道所讲的那样严重。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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