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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初建时的认识-——建国前夕之临清事件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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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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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购买的过程中，又根源于公营商店对市场的垄断和管理混乱，但通讯把国家垄断大部分重要物资调节物价视为唯一正确的办法。如此看来，对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认识，事件一开始就存在着模糊和混乱。
临清事件发生之后，公营商店违反政府命令和组织纪律，在平津和山东投机抢购致使物价暴涨的事件仍有发生。华北党政领导机关接连发出紧急命令，要求机关生产不得从事商业活动；收购物资只能经由公营商店及合作社，不准利用私商。反对私商投机操纵的斗争首先从私人银号开始，如临清孚信银号被认为在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被指犯有利用商铺掩护囤积货物，用高利引诱、个人关系、私人感情种种办法非法拉拢公营存款，在与国家银行往来中借用支票透支，以及滥发空头支票等弊端。[24] 11月19日，华北、山东、晋绥、陕甘宁各解放区政府协商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于12月1日发行人民币。货币统一部分遮掩了事件中金融货币问题的实质，在缺乏对私人银号市场作用的全面评估情况下，国家以对金融领域的完全垄断，克服市场管理上的弊端。
1949年1月17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临清事件与国营商业》，（注：中共中央以新华社社论名义发表的文件。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以为事件的根本教训如列宁所言：“与资本家比较起来，你是占着优势，因为国家政权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善于运用它们。”（注：以后的译文略有出入。《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p91)译为：“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明确将国营贸易机关必须领导市场，工作人员必须懂得经济活动和市场发展的规律，深刻认识商业资本的本质特别是其投机活动的破坏性并认真防范，以及临清事件是经济工作长期存在各自为政、无集中统一领导、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必然恶果，作为检讨事件的方向。较之事件被揭露时的认识有了明显变化。 社论认为“在这些已经解放及即将解放的大城市中，存在着我们从未面对过的庞大的商业资本，它们在国民党统治下曾长期从事于投机活动。”“如果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对它们不能加以控制，那么，它们便将成为今后破坏国民经济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承认国营及合作社商业还无力完全代替私商，一方面又刻意将私商活动与“中间剥削”、“伺隙投机”直接联系，强调其危害性。“临清事件中的私人商业资本就表现的非常明显：它们既剥削了生产者，又剥削了消费者，也剥削了国家的国库，并使得两区物价均形上涨。”社论仍然要求坚决执行保护与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但尽快以国营及合作社商业取代私商的思想十分明显，在论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时更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的武器源于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及联共(布)党史第九章第三节的观点，以为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大规模经济建设，相当于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国营贸易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单纯战时财政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学会与“耐普曼”(俄语“нзпман”一词的音译，指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中的私资企业家、商人、投机贩子。（注：以后的译文略有出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人民出版社，1949. )译为指“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私资企业家、商人和投机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译为“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学会组织国家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列宁的报告着重强调，新国家机关和管理人员学会使用政权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是经济建设中“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应该注意：(1)必须将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与农民经济结合起来，这是维护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2)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赢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3)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25] (p74～84)尽管社论也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应当采取的政策”与列宁时期“不相同”，但还是接受了列宁的“根本的结论”，尤其是多依据联共(布)党史的解释把握列宁思想，特别侧重国家限制资本主义的作用，忽略了列宁关于市场价值规律下和平竞赛的思想，在胜利进程中低估了建设时期的困难。
四 事件后的对策和措施
1949年2月21日，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工商政策的执行上又发生了右的偏向”，主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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