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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初建时的认识-——建国前夕之临清事件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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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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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是无原则的扶持，甚至扶持了不少投机商业；把自由贸易错误地了解成对市场放任自流不加管理；缺乏有系统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进行经济斗争。“这些情况从今年一月以来虽在改变着，但这种改变还不彻底”。[26] (p165)3月17日，由薄一波撰写的新华社社论《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也认为纠正消灭私人工商业错误后，又出现了不懂得或者不善于依靠工人阶级，而依靠资产阶级；只重视私营企业，无原则地、无限度地、无区别地扶植一切私营工商业，而轻视公营企业；只知鼓励生产，在供销上没有计划，致使生产和消费脱节，给投机商人以操纵剥削的机会等偏向。[16] (95～97)临清市领导认为，在领导和发展工商业问题上存在两种糊涂观念：第一是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笼统地片面地看成为单纯给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以方便；第二是把1947年春天的整党错误地认为是扫除发展工商业的障碍。把临清事件前对于左的错误倾向的纠正说成是，“这是过去一年中一个很大的损失”[27]。
具体的对策和措施，集中反映在清算私商和强化国家干预两个方面。
对于私商的清算，重点放在私商的投机非法活动。冀南行署各县经济部门干部结合学习新华社社论检查改进工作，威县工商科发现过去国营商店放弃市场领导，银行盲目贷款，公营机关生产相互投机，串通私商卖公粮划拨书，任其投机渔利，光华商店购存麦子40余石，而广大市民却买不到手里。政府对一贯投机倒卖划拨书的私商齐子美追回其渔利12.5万元(人民币)，囤粮令其拍卖给国营商店，号召私商经营正当的商业。[28]
对于解决国营、公营贸易部门无序竞争问题，设想从明确任务、分工等方面加强领导。规定由国家贸易机关经营五大主要物资(棉、粮、布、盐、油)，公营商店不应经营，必要时国家贸易公司可以委托公营商店代购代销，但一定要在国家贸易机关物价政策指导之下进行；同一市场上的各公营商店，应该在政策上、业务上受当地政府及政府贸易机关的领导和指导。[29] 冀鲁豫贸易公司要求通过学习新华社社论，提高政策观点，克服盲目性和工作中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在行署统一领导下，经常研究市场供求变化，调剂物资，防止物价暴涨暴跌；银行放款业务首先满足国营公营企业需要，若有余款应供给贸易公司及所属之商店进行物资调剂，平稳物价，公营商店如有余款亦应存于人民银行，对投机商人严禁贷款，在物价波动时停止一切商业贷款。[30] 此外，国家还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专门机构，加强对生产、流通领域的干预。1949年2月，为保证春耕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冀南行署要求积极有效的建立健全农业领导机构，其中包括各级行政领导机构和各种国营专业组织，全面负责农业生产中的新技术推广、良种培育和训练培养技术干部等项工作。[31] 7月24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作出《关于华北商业机构的决定》，以为过去依行政区划设置一揽子商店已不适应，决定陆续设立4个专业公司，5个出口专业公司，3个进口公司，分别办理内外贸易业务。
十分明显，临清事件后的一些对策和措施，已超出了政府及管理部门的能力，机构合并与权力集中并未能够改善国营贸易公司的管理状况和抑制物价波动。临清事件应负领导责任的华茂货栈，再次因制度不严、对人民财产重视不够、手续紊乱等管理混乱受到批评。[32] 在事件批判升级同时，物价仍旧出现猛烈上涨现象。1月7日至17日，临清皮棉每斤48元至55元；[33] 1月17日至27日，为70.8元，上涨23％。[34] 棉价上涨主要受到粮价暴涨的拖动，上涨幅度并不比临清事件低多少，国营贸易公司的任务主要限于满足军需和向城市部分供应，其购买只能助长价格上涨，尚无能力平抑物价。
棉花的生产和购销，最突出地体现着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
纺织工业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工业部门，为保证纱厂原料，提高棉花质量，1949年春，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指示华北棉产改进处大力推广繁殖斯字棉二号、四号，在四五年内推广到1000万亩(第一年20万亩，第二年150万亩)。棉产改进处通过国营农场繁种，按指导区划分任务种植，定点设立轧花厂承轧纯种，进行技术指导和虫害防治，委托合作社贷发杀虫药剂、化学肥料、种籽和小型农具等措施实行领导。计划内容已经相当于战前棉产推广，政府直接干预则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1949年华北斯字棉推广计划被超额完成了，与战前植棉面积相比这只是低水平恢复，（注：1949年6月4日《人民日报》载，各指导区及指导组共播种良种棉238709亩田，超过原计划的235000亩。1949年7月16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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