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建国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积极态度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开拓创新的重要前提。

【摘 要 题】共和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反修/文革/个人崇拜/教条主义

【正 文】
从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国内关于十年文革的研究、特别是对文革以前的中苏论战及反修斗争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实际上，反修斗争和文革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若没有对文革前十年间反修斗争的深入研究，就无法说明后十年文革为什么会出现，也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批判刘少奇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会成为文革中的重要内容。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从1953年我国实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逐步抬头，批判胡适，声讨胡风，发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加快“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极左思想指导下的社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左倾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后，中国共产党迫于苏共二十大的反左思潮，开始加入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左倾教条主义的行列，并且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当时我们只承认若干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的领导方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教训可以总结。如果总结苏联共产党的教训的话，那就是作为领导者今后“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让它“变成全国性的或长时期的错误”[1] (P11)。这表明当时的领导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的1950年代那种从上到下的左倾错误，甚至还在主观上坚信自己走在一贯正确的道路上。
1956年底到1957年初，由于斯大林的去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解冻”，匈牙利、波兰等苏联的“卫星国”出现了批判斯大林的群众运动，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且很快波及到中国。中国当时刚刚接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反左”口号，这时国内外政策又迅速由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转回到批判右倾修正主义，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转向批判南拉夫和铁托，并为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辩护，同时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重新解释双百方针。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左倾教条主义”只是一部分人“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但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革命者，而另外一种“修正主义或叫右倾机会主义”，则是“比较危险”[2] (P423)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中，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同时又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调子强调“在目前的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3] (P11)。在当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4] (P6)。自此以后，反对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点，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反修防修，直到文革结束。

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左倾路线极度膨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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