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可以说是我们当时及以后很长时间进行大规模“反修斗争”的理论纲领。
上述《建议》共计25条,针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及批判斯大林以后的一贯表现,对其“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还郑重声明: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站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196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在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的文章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当时中苏两党争论与斗争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同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斗争。
苏共中央原以为他们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绝对正确的,不料却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批驳,于是发出了一封《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反批评中对自己的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中共中央正好找到了批判的靶子,便于1963年9月至次年7月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直到当年11月赫鲁晓夫下台为止,在这场历史性的中苏论战中,双方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以“绝对正确”的姿态批判对方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只是中国一方要保卫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苏联一方则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代性”和“创造性”,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九评”中共中央公开信,是1960年代在国际上进行的反修斗争中的重要战役,通过这次论战,苏共中央及其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名正言顺地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拉出南斯拉夫和铁托来作为修正主义的代理人了。
1964年10月,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3个月之后,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红旗》杂志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中说:这个“窃取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下台了,这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它充分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5] (P1)。可是,当时的领导者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却仍然存在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于是又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呼吁。这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伟大胜利”,因为在方针上坚持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斯大林模式不变,而把稍稍离开这一模式的变革统统批判为大逆不道的“现代修正主义”,从而把西欧、北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一统天下”,结果是使中国在世界上限于孤立地位,成了革命的“孤家寡人”。所谓世界“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其实是自己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孤立处境的自我解嘲式的描述。不必讳言,当时正是这种极左的“反修斗争”与“世界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使中国陷入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之中。
《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苏共提出“反个人迷信”和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格外反感。在理论上虽然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后期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为其错误进行辩护,强调斯大林对于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伟大功绩”。当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之后,就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南斯拉夫的铁托和苏联的赫鲁晓夫。到了后来,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更是几乎处处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辩护,谁要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就是犯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尤其是在以《关于斯大林问题》为标题的“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更是根本否定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谁要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那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正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不久就出现了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借口的中国的个人崇拜狂,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的文革悲剧。
三
“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提出了如何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中接受教训的问题,“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则专门论述了由南斯拉夫到苏联的共产党人“变修”而引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其中说:先是铁托“修正主义”使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随后又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与国家的领导”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