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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

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那样的事。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敲起了警钟”:我们不仅在国际上,同时也要在中国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反修斗争。从这里,毛泽东还总结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如何在继续革命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在结尾部分说: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新的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还十分肯定地说:“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6] (P58)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骄傲的并应该向世界推广的“理论”。

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过渡是通过文艺领域内的斗争进行的。1963年到1964年间,毛泽东就国内文艺问题发出了两次重要“批示”。特别在第二个“批示”中,明确指出:最近几年,我国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时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中典型的“修正主义”文艺团体看待的,正是在这个“批示”的贯彻执行中,文艺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评、被打倒。而在毛泽东身边执掌文化大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反修战士”康生、“理论家”陈伯达等,都成为反修斗争的中坚力量。他们利用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赫鲁晓夫的恐惧心理,在文化艺术界兴风作浪。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范围内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批判升级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并由此引发出国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指导“文化革命”的文件,几乎完全是按照毛泽东个人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修正主义”的理解去认识中国的。其中说:在中国“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几年来从国际到国内的“反修斗争”,竞然越批判越斗争,“修正主义”越严重,赫鲁晓夫这个名子越批判越可怕。所以在我们连续发表的反修文章中,几乎每一篇都少不了批判赫鲁晓夫的内容。一开始,赫鲁晓夫还是苏联有,外国有,随后中国有,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也有,甚至他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再后来上自刘少奇,下至各级党政领导,几乎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这时,在各级党政部门的文件中,都要明白无误地写上“反对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是“反对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等等。甚至连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公开讲话中,也一再强调:“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7] (P203)这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下台了,但是他的影子却在中国上空飘荡,而且直接威胁着党的最高领导权。所以当时的中国,“文化革命”是势在必然的了。由此可见,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文化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要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拥护者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而这一目标,正是在批判从苏联到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明确的。十年“文化革命”所要“大树特树”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正是这一大批判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赫鲁晓夫的幽灵,使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通过“文化革命”清除国内外的赫鲁晓夫及其拥护者。可以这样说:假若没有愈演愈烈的国际范围的“反修斗争”,特别是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到“九评”苏共公开信所展开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不可能有持续十年之久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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