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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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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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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阶层，自然灾害往往会成为民变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李新、章开沅、李时岳等指出，清末全国许多地区灾荒频仍是民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21]。有的学者甚至将灾荒看作是引发民变的必然因素。简婷以长沙抢米风潮为个案进行的研究，认为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灾荒破坏了自在控制与自为控制这两大社会控制系统，从而导致社会失控，必然引起社会的变乱[22]。刘平、高小燕认为，“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灾害的发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促变因素”[1]。
其三，民变因新政而起。清末新政因加派捐税而引起民变，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同时许多学者还分析了新政中其他一些消极因素。杨齐福在研究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毁学风潮后，认为乡民毁学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仇视学堂；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23]。辛泸江通过对清末新政中的民众抗查户口的分析，认为民变的发生，一方面在于百姓文化程度低，不明户口调查实质，担心普查户口会成为捐税源头，因而产生抵触乃至反抗心态；另一方面官绅操作不善，藉端需索，敲诈百姓[24]。殷俊玲在分析宣统元年反户口调查风潮时，也指出清政府因调查户口而增加的开支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引发了群众的反抗斗争[15]。周积明、谢丹认为，“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既有反压迫反剥削反欺凌及维护基本生存权的一面，同时也具有反现代化变革的守旧落后的历史内容”[25]。二位学者分析了新政时期农村反地方自治风潮的复杂历史内涵，认为晚清农村对地方自治的抗拒原因有四：一是农民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二是乡村旧俗受到冲击，三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紧张心理，在流言的挑动下，农民容易群起骚动，四是地方恶势力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6]。朱英等在承认官员贪污、农民宗教信仰被触动等因素的同时，认为辛亥革命前夜的农村民变的主要原因是新政征派捐费。朱英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将民变视为城镇与村落的整体对立与冲突的表现[27](PP.647-658)。
其四，从民众的心理角度进行深层次探析。杨齐福、周积明、谢丹等学者都注意到了社会心理因素对民变的诱发作用。殷俊玲在探讨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变时，深刻地指出：民变是民众的生存本能与生存危机矛盾交织引发的恐惧心理所促成的攻击反映，来宣泄对官府的仇恨，释放心中的压抑，以求解决生存的威胁；民变也是民众在紧张不安的氛围中的从众心理的反映，欲通过群体的力量增强安全感[28]。此外，还有些学者另辟蹊径，就民变的发生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分析晚清新政时期民变的原因时，胡成指出，民变是“历史急骤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除了“普遍焦虑和紧张的社会心理”因素外，政府和官员的“伤害和凌辱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因地方势力扩张而加剧的政治抗争”、士绅的“权力失衡”诸因素也是引发民变的原因[29]。刘平认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外，清末土地关系的恶化和人口流动加剧加重了人口膨胀的社会问题也是民变发生的不能忽视的因素[12]。 三 关于民变的特点
学者对民变特点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是由于考察角度的差别，关注对象的不同，对特点的归纳也就不尽一致。一般地说，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自发性、广泛性、分散性、非理性、频发性和目标不明确等特征，乡村民变也具有民变的基本特点。
吴雁南认为清末民变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某些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逐渐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从总的历史阶段来说，它们都已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但绝大部分群众斗争仍处于自发状态；劳动群众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会党在民变中起很突出的作用；武昌起义前后，民变的发展极为迅猛[5]。
李新等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群众斗争“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18](P.2)。乔志强认为，辛亥革命前十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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