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工作”[24]。
此外，也有学者对清政府处理民变的办法略有论及。马自毅指出，“除少数武装抗税、波及面大的案件，清政府一般不动用军队，往往通过惩处贪官污吏，调整捐税征收方式、期限，或由地方官与当地士绅领袖出面调解等方式平息民愤，化解民变”[16]。
综上所述，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有：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一些学者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基本建设，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状况以年表或档案的方式呈献给后学；从研究的视野看，近年学界表现出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方面努力的迹象。一些学者着手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民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对民变的作用进行了冷静客观的审视，为民变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虽然学界对民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总体地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发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史料散见于当时的档案、公牍、文集、各类报刊杂志和地方志中，资料庞杂零散，不易于全面地搜集、整理。又因为学者对民变判定标准的差别和个人能接触到材料质量数量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各取所需，史料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其次，研究深度不够，亟待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学界缺乏对民变丰富内涵的明晰界定，多数学者沿袭传统的阶级斗争史学观念，从群众自发反帝反封建统治的角度进行理解，忽略时代内涵。虽然有的学者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探讨民变问题，开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但是研究仍多侧重经济史、政治史，对于社会生活、民众心态、文化教育等方面则用力不够，而从当时下层群众的生存状态、心理活动和反抗斗争状况等角度，去审视清末民主运动始终缺乏雄厚的群众载体的原因，会更清晰、全面地反观民主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往的研究多以论代史的传统方法进行，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再次，从研究区域看，存在不均衡问题，重全国而轻地区，重总体考察而轻具体分析。学者或从全国范围着眼研究，或对全国民变或几种民变形式进行宏观探讨，或仅就一省或某一地区或某一次事件或就某一类型的民变进行微观分析研究，更没有就一个省份的民变进行区域研究的成果。虽然在各种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论文中，对民变问题均有涉及，但论者一般只是阐述各自观点，没有形成交流对话的局面。
此外，对于晚清政府的“应变”举措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研究的空间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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