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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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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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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农民革命斗争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活动地区非常普遍，发生次数甚为频繁；二是斗争影响极为广泛；三是反教会压迫斗争和抗捐税斗争逐步结合到一起；四是斗争向武装起义发展，锋芒直指清朝各级机构；五是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30]。胡宪立也持类似观点，并指出：社会基础广泛；斗争的重点地区集中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各种形式的斗争交错进行；斗争持续高涨，并逐渐走向高潮[31]。程指出，贫苦农民采用“抗捐抗税，均粮掠米、哄抢富户、攻打衙门”的斗争形式，“一般地说，每一次具体事件都缺乏明确的目标，而带有浓厚的自发性、情绪性和无责任性”[11](P.16)。刘平认为“清末农村‘民变’不能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或是农民战争，而只是因事因地而起的群众自发性斗争，每次民变都是通过简单孤立的暴力反抗和自发斗争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受到清政府的镇压瓦解，‘旋起旋灭’”[12]。马自毅认为，乡村民变基本不具有明确的反政府性，有突发性，少预谋，发生率高但单个案件人数有限，涉及范围也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16]。
也有学者以新的视角进行了归纳，令人耳目一新。胡成认为，晚清民变“带有新旧对立和冲突的历史特征”[29]。马自毅进一步指出，“清末民变既是传统民变的延续，其原因、目的、形式、口号可在历代历朝的造反中找到先例；但近代社会转型以及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濡染，又引发形式各异的新民变”，“传统型民变渐次包含了新特征；新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又染有旧色彩，在整体上呈现出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变、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32]。殷俊玲对比了清末民变与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民变的异同：第一，清末民变中民众反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的斗争是不同历史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共同之处；第二，清末民变所反映出的革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则是它与历史时期其他民变的不同点；第三，清末新政引发的民变体现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与对立[28]。殷俊玲还专门归纳分析了宣统元年反户口调查风潮的特征：第一，活动区域较为集中，遍及大江南北12个省区，以江苏、江西和两广为最，而江苏又最突出；第二，斗争的时间集中而短暂；第三，参加斗争的人员及影响较为广泛；第四，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15]。章征科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即广泛性、低质性和过渡性[14]。
四 关于民变的意义
大多数学者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的意义给予了肯定，也对民变对辛亥革命的作用表示认同。清末民变对西方侵略势力和腐朽的清政府都起到了沉重的打击作用，是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一股巨大力量，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是促成辛亥革命的进行和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吴雁南评价了民变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指出，“工农群众既是革命的主力军，又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追随者，处于被领导者、同盟军的地位；以农民反抗斗争为主体的‘民变’，是重要的革命动力，而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5]。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指出，这些民众运动继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等农民暴动后继续破坏传统的农村社会，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可终日”[33](PP.658-359)。总之，“清末民变已经不是历史的不自觉工具了，而成为民主革命的基石”[8](P.310)。“这些民变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存，勾画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一派乱世的景象和加速清王朝灭亡的催命符”[34]。
近年来学者在肯定乡村民变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乡村民变的消极影响。刘平认为，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清末农村民变客观上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民变造成的声势对革命有利；从局限性方面理解，清末农村民变具有破坏性，会伤害到无辜群众的生命财产，政治倾向和斗争策略具有落后性，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微弱[12]。
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乡村民变对清末新政的正负影响。周积明、谢丹认为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武装起义相互呼应，构成动摇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力；另一方面则对社会造成破坏，形成社会稳定和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阻力”[25]。杨齐福认为清末乡民毁学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策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23]。辛泸江认为抗查户口民变的发生成为户口调查中的消极因素之一，“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部分地区的调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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