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边疆危难之时，孙中山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北京政府。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表宣言，提倡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并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派四川都督尹昌衡兵进西藏，成立蒙藏事务局等等。但是，西藏及外蒙形势未见缓解。1912年8月，袁世凯电邀孙中山进京共商国事，其中也包括讨论蒙藏问题。孙中山北上，于8月24日抵京后与袁世凯就蒙藏形势交换了意见。8月27日，孙中山在与袁世凯第三次谈话，讨论关于蒙、藏宣告“独立”、国势危急问题时，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在与袁世凯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认为“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之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5页。也可参阅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此书认为这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第八次谈话。）在与袁世凯第七次谈话中，袁氏问：“西藏独立，近有主张以兵力从事者，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说：“余极力反对以兵力从事，一旦激起外响，牵动内地，关系至大。故余主张两事：一、速颁待遇西藏条例。二、加尹昌衡宣慰使衔，只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独立”。（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页。《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7-428页。）9月5日，在与袁世凯第十二次谈话中，孙中山又谈及：“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2页。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在外蒙危机日甚之时，1913年1月30日，孙中山在外地致电北京政府，谈及筹藏办法时，电文所称与此内容相同，可参阅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14页。）

孙中山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政策，基本上为袁世凯所认同，对民国元年北京政府的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孙中山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优礼、团结西藏上层人物，主动派人去西藏宣传政府共和主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事实上，1912年9月以后，北京政府也加强了宣传五族共和的力度，制定实施一些政策，多方设法表达对达赖的慰问，争取政治解决西藏问题。达赖本人也不希望看到西藏从祖国彻底分裂出去，在闻知北京政府颁布《待遇蒙古条例》，又于1912年9月正式颁令任命贡桑诺尔布为蒙藏事务局总裁后，达赖有所触动，立即致信贡桑诺尔布，表达内向的意愿，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契机。不久，北京政府又发布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命令，并派专员商办西藏事宜。这些措施使得西藏地方开始转变立场，并与中央直接接触，寻求问题的解决，西藏局势开始趋向缓和。

2、孙中山强调西藏问题主要为外国所策动，注重外交交涉解决问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举国呼吁下，于1912年5月派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令其率兵赴藏，滇军蔡锷部出兵配合；同时，也认识到西藏问题主要为英国一手挑起的，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配合”，袁世凯又令外交部接见英国驻华公使，交涉西藏事务，希望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在同年9月，川滇军作好入藏部属后，袁世凯仍希望与英国“外交”交涉。但是，在英国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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