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袁世凯出于个人目的，放弃西征，专志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失去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为以后英人设定的阴谋所左右。
3、孙中山认识到藏、蒙问题相互关联，一方的变乱会影响另一方问题的解决。在民国元年，西藏、外蒙的局势险恶异常，沙俄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妄图把外蒙彻底分割出去。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对沙俄的侵略行为抗争到底，否则西藏必仿而效之，直接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所以，立即分别致电袁世凯、参议院，云：俄蒙之约万不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若我坚持，定生死力争，必可转圜。倘稍有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0-481页。）1912年12月3日，孙中山又发表全国通电呼吁政府及国民反抗俄国侵略。举国上下一时征俄征蒙言论沸腾，北京政府也宣布不承认《俄蒙协约》。
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客观形势，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也大体上赞同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争取政治解决西藏争端。至于没有取得积极良好的收效，除了英国的阴谋阻挠外，则很大部分是因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目的，以致于对内对外都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上述的政策贯彻到底。
此外，为了利于西藏问题的处理，孙中山又主张北京政府宜对有关蒙、藏新闻进行管制，因为蒙藏情形传闻甚多，“若以误传刊登报章，引为事实，使人心恐慌，外人将必乘此时机直来谋我”，“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其目的是为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避免民众情绪过激而影响问题的解决。
除了陈策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之外，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抓住每一个机会，四处宣传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针对民国肇始，“惟蒙、藏尚不尽知共和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对民国政府颇有疑惧的心理，孙中山认为解决之策在于宣扬民族平等团结，以昭示共和之真意。所以，孙中山利用北上的机会，于1912年9月，广泛与各界群众见面会谈，发表演讲，反复强调五族共和，呼吁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建国家。1912年9月1日，孙中山出席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发表演说：“凡我蒙、藏同胞，首即当知共和国家异于专制国家之要点。……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非如前清之于蒙、藏部落视之。……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发生种种之背谬之行为。吾辈丁此时艰，所当力为劝导，俾了解共和之真理。”（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页。）9月7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又着重强调了五族共和，“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页。）孙中山抓住出席各种欢迎会的机会，积极宣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核心的五族共和说，其中也包含了对藏族同胞的殷切希望，希望藏族群众了解共和之真理，欢迎藏族领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消除疑惧心理，增进西藏人士对民国政府的了解与认同。
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己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五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五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己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注：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五族共和之真意，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五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