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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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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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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与英国对抗，争夺世界霸权。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俄国从西南面取得出海口的希望，只好积极向东方发展，争夺亚洲东北角，寻求一个不受限制的港口。俄国对亚洲及太平洋的侵略野心极大地刺激了在这一地区同样有利可图的日本。
与朝鲜隔海相望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很快走上了极富侵略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道路[1] (p198)。它制定了夺取朝鲜作为通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桥梁的“大陆政策”。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日本获得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为打开朝鲜大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借换约之机，日本探知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实际内容：“中国对于朝鲜，虽与册封与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鲜自主，与中国无关。”朝鲜“只要循守册封、贡献例行之礼节，此外更与国政无关”[2] (p145)。日本政府乘隙而入，1876年2月，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率先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该条约第一条就言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3] (p9)，强调朝鲜的自立，否定对清朝的宗藩关系。
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确立了日本与清朝比肩同等之地位；1876年的朝日《江华条约》，又确立了日本与朝鲜同为平等国家的权利。这两个条约无形中宣布中国与朝鲜同为平等的自主国家，以条规的形式否定了中国与朝鲜间维持长达二百余年的宗藩关系，给中国的宗藩体制以巨大的打击，动摇了中国与朝鲜间宗藩贸易的基础。可悲的是，对于日本政府公然否定中国的宗主权，清政府竟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默认之而浑然不觉。
清代中朝之间有三地边市贸易。三地指中江(位于今辽宁丹东与朝鲜义州间的鸭绿江上的江心岛)、庆源和会宁(在今朝鲜咸镜北道)。三地边市贸易实际是两国有关当局组织管理下的年度商品交易会。由于其行政管理极为刻板，全然不顾市场规律，所以，物资的畅滞、价格的涨落、集市的长短等等，常常与人为的规定相左。如以非官定商品入市，限外人参市为特征的私市(朝鲜称后市)的出现及其合法化、扩大化便是明显例证[4] (p169～195)。到后来，边市贸易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特别表现在朝鲜官府把官市的负担(一切排场、接待、市管人员耗支等)转嫁给人民，加深了民众苦难。会宁、庆源二市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官吏管理不善，民不堪命”，人民纷纷逃入俄境，计有万人之多。另外，每年开市，都由两国派人前去，人、马、粮草的供应，极为繁苛。有鉴于此，1881年，鱼允中来华时，就向李鸿章力陈斯市之弊，要求罢却，以便朝鲜招还逃境的人民。李鸿章向督办宁古塔等处防务的吴大澄征求意见，吴也认为如停此市，对吉林地方无损。他建议在近百里之内，让民间自相交易。这样，朝鲜可省浮费。李鸿章认为这是个“有益无弊”之法[5] (p987)。
二 中朝定期航线的经过
1882年9月，朝鲜政府为了对壬午兵变（注：在1882年6月，对日本式军制的采用与闵氏政权感到不满的旧军队引起的骚乱。）平靖表示谢意，并要求大院君的早日回国将陈奏正使赵宁夏和副使金宏集派遣到中国，他们提出‘善后事宜六条’（注：六条就是定民志、用人才、整军制、理财用、变律例、扩商务。）后，正式要求与海关有关的外国顾问和借款的提供[5] (p910～917)。清政府采纳这些要求，所以既选派穆麟德赴朝鲜又和朝鲜政府签了招商局和矿务局给朝鲜提供50万两借款的合同。这时，招商局以获得朝鲜通商口岸的租借权为提供借款的代价[5] (p967～970)。几天后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第7条规定了为海路通商的便利开设招商局轮船的定期航线和认可清兵船的来往、停泊在朝鲜的各处港口。这条内容是：
两国驿道向由栅门陆路往来，所有供亿亟为烦费，现在海禁已开，自应就便听由海道来往。惟朝鲜现无兵商轮船，可由朝鲜国王商请北洋大臣暂派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一次，由朝鲜政府协贴船费若干。此外中国兵船往朝鲜海滨游奕驶泊各处港口以资捍卫，地方官所有供应一切豁除。至购办粮物经费，均由兵船自备。该兵船自管驾官以下与朝鲜地方官俱属平行，优礼相待。水手上岸由兵船官员严加约束，不得稍有骚扰滋事[6] (p406～407)。
可是，招商局轮船的定期航线没有立即开设。因为壬午兵变时派到朝鲜的清兵3000名还驻在南阳湾的马山浦、汉城、水原等地，所以一直有清朝的兵船往来。华商亦是搭乘这些兵船前往朝鲜，所以开设招商局轮船的定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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