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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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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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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认为朝日贸易振兴的后盾在于由日本政府支援维持的定期航线。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开辟中、朝间的定期航线对维持宗主国体面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在朝鲜掌握各种商业利权时不可缺少的手段。因为和定期航线有关的在仁川居留中国商人的要求不但符合袁世凯在朝鲜商权扩大的政策，而且清政府也承认开设定期航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有了清政府和在朝鲜居留中国商人的支援，招商局轮船的来往才能实现。这时清政府要派遣的广济号的航海费用被估计一天160元即一年57000元。这么多费用如果只能依靠水脚收入的话，不合算。所以清政府答应了每年17000元由江海关道和东海关道来补充[5] (p2597～2598)。还有，为防备清政府支援不力，招商局与要利用这航线的华商签订了密约。该密约的内容如下[13] (p317～318)：1. 为了对付搭载货物不够时，一年保证12000元水脚费。结算时，水脚费不够就由商人来补充其不足额，水脚费超过则由招商局受领其超过额。2. 严禁搭载货物在日本轮船等外国轮船上。违反者，应该付日本轮船水脚费的1.5倍的罚款。3. 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这样的密约使中国商人在一年的合同期间不但提供水脚费而且只用招商局的轮船。在1888年3月，从招商局轮船广济号开始派遣上海—烟台—仁川之间的定期航线。从此，以东亚最大的机制棉织品集散地上海为据点，中国与朝鲜之间全面地开始直接贸易。 这样，在两国之间招商局轮船进行往来过程当中，运往朝鲜的货物越来越增加，从朝鲜运往中国的货物反而没有增加的起色。所以，招商局在1890、1891年连续运行这航线上没能盈利[5] (p3141～3142)。另外，清政府的支援诺言也没有彻底地履行。其结果是，1892年初，招商局向清政府提交上海—烟台—仁川航线的废止案[5] (p3141～3142)。它主张在因船舶不够所以连中国沿岸的航海权也不能完全确保的情况下，再也不能维持这样没有利润的航线。李鸿章虽然理解招商局的立场，但更重视这航线内在含义，所以给总理衙门提出应该坚持维持这条航线的意见。该内容如下：
自光绪十四年派船行驶朝鲜。华商甚称利便。但仁川虽称通商码头。而地瘠民贫。骤难兴旺。近日由沪烟等处运货赴仁川略见起色。其由仁川运回货物毫未加多。每次酌盈剂虚。仍属入不敷出。况日本轮船往来该口络绎不绝。得赖彼国邮政大臣筹给津贴。无虞亏折。中国仅派商船一号。如使烟沪两关津贴裁减。并无别项筹款养船之策。商局吃亏更钜。势必即议停止。似于保护华商维持藩属之初意难以持久。可否仰祈咨商大部。此项津贴仍旧拨给。俾得派船照常行驶[5] (p3142)。
李鸿章的意见被清政府接纳，航线继续维持。从此以后，上海—仁川之间航线的状况有所好转。例如，1893年从上海出口的玉洋木的数量相当多，水脚费方面收益不少。此外，1894年2、3月将很多数量的大米输送给那时正遭遇歉收的朝鲜，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4] (p476)。但是，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阴影使得轮船的往来被中断了。从此以后，中—朝之间的航线没有再开设[7] (p125)。
三 中朝定期航线对中朝贸易的影响
中朝之间的贸易几乎完全是由华商承担的，朝日之间的贸易绝大部分是由日商承担的，但也有一部分华商从事朝日之间的贸易[5] (p2221～2225)。由此可见当时中日两国是朝鲜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从下表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对朝鲜的出口都呈增长的趋势，但是中国对朝鲜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日本对朝鲜出口额的增长速度。还可以看出，1888年中朝之间恢复定期航线后中国对朝鲜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比以前更快。
朝鲜与中国、日本的贸易变化(单位：墨西哥元)
年度 向中国的出口 向日本的出口 比率 从中国的进口 从日本的进口 比率
1885 9479 377775 2 98 313342 1377392 19 81
1886 15977 488041 3 97 455015 2064353 18 82
1887 18873 783752 2 98 742661 2080787 26 74
1888 71946 758238 9 91 860328 2196115 28 72
1889 109798 1122276 9 91 1101585 2299118 32 68
1890 70922 3475098 2 98 1660075 3086897 3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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