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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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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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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并不紧急[7] (p49)。
清政府承诺的定期航线的开设，直到1883年11月朝鲜统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清朝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局之间签订了《轮船往来上海朝鲜公道合约章程》才实现[8] (p5～7)。清政府在章程中写明清和朝鲜之间公函输送，其主要目的是要向朝鲜表现出作为宗主国的权威。朝鲜的立场则是为了振兴贸易并增加税收要开设中朝之间定期航线[8] (p18～19)。朝鲜的立场反映了当时交涉的朝方实际工作人物德国人总税务司穆麟德的看法。该章程使招商局能确保本身的有利地位，因为按照需要随时可以由朝鲜政府支付来往经费，如果发生亏损则从仁川海关税入填补。在这样的条件下，从该月起在上海和仁川之间的航线上，招商局开始每月一次派遣富有号航行。
同年12月，清政府以防止亏损和增加朝鲜海关收入为理由与朝鲜又签订了续约。其内容是将上海一仁川之间的航线扩大到上海—烟台—长崎—釜山—仁川之间，以使其能连接日本、朝鲜的主要港口[8] (p19～20)。那时候，因为很多中国商人到长崎来将金巾等商品贩卖给日本商人，所以清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中继贸易上的利润才变更航线。从那时候起，清政府不只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更为追求实际利益，以奠定在朝鲜渗透经济的基础。这点与该年10月派往朝鲜的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在汉城设置公署，在仁川、釜山、元山等口岸设置分署，以使华商准备商务振兴策的事实大有关系[9] (p194)。
但是，招商局轮船富有号在1883年11月、12月、1884年1月，只来往3次就中断了。因为中法战争爆发，富有号也跟别的招商局轮船一样遵奉南洋大臣的特命被台湾的海防厅征用[8] (p57～58)。其后，招商局以朝鲜通商口岸的贸易不畅导致轮船经营上的亏损为理由，建议中断航线，朝鲜政府也同意，于是轮船来往完全被中断了[8] (p124～126)。可是，笔者认为，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轮船来往被中断的更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清与朝鲜之间贸易的不兴旺，而在于招商局的内部因素。招商局从1883年受到上海金融恐慌带来的影响，遭逢经营上的问题，因此在1884年7月，终于暂时卖给美国旗昌洋行[10] (p26～27)。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商人开始对朝鲜进行以出口英国棉织品为主的中继贸易。由于中国商人直接从上海将英国棉织品出口朝鲜，而日本商人则需要将棉织品先从上海运至长崎和大阪，然后再出口到朝鲜的釜山等口岸，所以尽管日本的中继贸易得到本国金融机构的扶持和政府开设定期航线等多方面的优惠，但在价格上较之中国仍处于劣势。这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朝鲜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1884年1月，中朝之间的定期航线停止后，中国商人搭怡和洋行轮船南升号来往。因为这艘船的费用低廉，所以中国商人比日本商人有价格优势而可以扩大销路[7] (p115)。可是没多久南升号也以亏本经营为理由，在1885年1月停止航线[11] (p69)。1885年3月，德国的世昌洋行也开设了上海—仁川之间的定期航线，可是仅维持6个月就停止了。因此，在仁川居留的中国商人为运送进出口商品不得不用日本三菱公司的轮船。所以日本商人能再度垄断朝鲜口岸贸易。
在日本航运业方面，三菱公司起初独占市场，后因共同运输公司创立，二者互相竞争，船费降低，导致了两家公司的经营恶化。因此，日本政府劝其合并，创办了日本邮船株式公司，事在1885年9月[12] (p49～62)。日本政府使两家公司合并而创办巨大航运公司的根本目的在于抗衡当时在日本做贸易活动的众多外国轮船，同时也意在能随时输送它的军队到朝鲜以抵御在朝鲜剧增的清政府的影响力。
中国商人除了利用不定期帆船以外，只能依靠日本邮船株式公司的轮船。但是，日本邮船株式公司在仁川支店对待中国商人态度恶劣，船费又太高，华商对此相当不满。当时在仁川居留的中国商人获得‘汉城开栈权’后，与日本商人关于进口品贩卖权的竞争初现端倪，华商非常需要中国轮船的来往。因此，仁川居留的中国商人从1887年开始向袁世凯要求派遣中国轮船。可是，清政府以维持定期航线的费用太多为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但是过了不久转变形势的事件发生了，1887年7、8月间，中国商人在利用日本邮船株式公司的轮船时，丢失了他的丝绸。中国商人向日本邮船株式公司在仁川支店要求赔偿，可日方采取回避态度。这事件使中国商人、袁世凯、朝鲜总税务司墨贤里非常愤怒，他们向李鸿章再次强烈地要求派遣中国轮船[13] (p313～315)。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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