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以试办的名义修建的。
　　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由开平矿务局出资修建。１８８６年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后，招集商股银２５万两收买唐胥铁路，并将铁路由胥各庄展筑至阎庄。这条铁路距离较短，又是运煤急需，所以筹集商款还不太难。当开平铁路公司（不久后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准备修筑由阎庄经大沽至天津长约９０余公里的铁路时，即遇到筹措资金的困难，仅招到商股银十余万两。李鸿章于天津支应等局借银１６万两，但仍与预估数额相差很大，于是公司借了第一笔铁路外债，向英怡和洋行借银６３万余两，向德华泰银行借银４２万余两，“然后津沽至阎庄一百八十里，始得告成”［①ａ］。与此同时，台湾巡抚刘铭传也奏准修筑台湾铁路，原议由商招股银１００万两，但是将要动工时，各商却持观望态度，不仅不续交已认股份，已交的３０余万两现银也撤出。刘铭传于是奏请改归官办，筹拨官款修筑，陆续筹措闽省协济银、海关洋药厘金及其它官款，才勉强由基隆修至新竹，约１００公里，历时７年多。
　　可见，在铁路建设初期，清政府对铁路资金的筹集并没有什么规定，由于官商不睦及商资有限等原因，资金的筹措并不顺利。
　　经过激烈争论后，１８８９年清政府决定修建芦汉铁路，但在资金筹集问题上发生分歧。总理海军衙门奕睘等人因为有办理铁路事务的经验，深悉仅恃商力难以承担芦汉铁路这样的庞大工程，上奏建议招集一定商股，但此事既为自强要策，还需要官帑接济，“其商股帑力不足，则尤以洋债为挹注之资”［①ｂ］。奕睘等人对商款并不抱多大信心，而是主张依靠官帑和外资。
　　奕睘等人的筹款办法是可行的。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很薄弱，清政府的财政也十分困难，而铁路早修一日，即可以早受一日之益，所以，适当利用外资，对铁路建设不无益处。早在几年以前，李鸿章受郭嵩焘、马建忠等人影响，就提出要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议借外资是不可免之事，“现值帑项支绌之时，此宗巨费，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欲筹之商则散涣难集……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他还考察其它国家的铁路建设，认识到各国也大多利用他国资金建路，“鲜有自力能成者”。而且，借债筑路与借债济军饷不同，因为铁路建成后，“则本息有所取偿也，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②ｂ］。所谓国家之利，即可以“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③ｂ］。
　　然而，当时具有这种认识的人还不多，绝大多数人反对借用外资。因此，奕睘等人的筹资建议招致很多人反对。黄体芳两次上奏“专止洋债”，潄＠③奏称“铁路不可借洋款以自累”［④ｂ］，黄彭年也告诫清廷勿借外资，“免失大国之体”［⑤ｂ］。１８８９年８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也明确反对利用外资，提出不仅要自筹建路用款，而且还要自制铁轨。他还信心十足地宣称，“度支虽绌，断无合天下全力不能岁筹二百余万之理；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筹款如能至三百万，即期以七年，如款少，即十二三年，如再少，即十五六年，断无不敷矣。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⑥ｂ］张的建议符合当时人的心理，所以得到多数官员赞同，奕睘认为“其论甚壮，其志甚远”，于是放弃借款计划，上奏建议由户部每年拨银２００万两，专供铁路之用，另外，“再加以海防新捐，分年办理”［⑦ｂ］。在奕睘奏折递上的同一天，即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６日，清廷宣布：“请饬部岁拨的款二百万，不借洋债，不购洋铁，用蒇全工，如所请行”［⑧ｂ］。这是清政府明确提出自筹资金修建铁路的政策，反对借助外资修路。
　　１８９０年，因俄国正修建通往远东的西伯利亚铁路，觊觎中国东北，清政府决定修建关东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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