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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的铁路建设与资金筹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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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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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在于中国造路资金不足，而在于中国“人心之不皆欲造路”，好像只要大家同心造路，就一定能成功。在此形势下，利用外资之说已销声匿迹，即使有人持不同意见，也不敢公开宣传。如张之洞在同英德议定修改津浦铁路合同时，尽管他不主张废约，却仍不得不将废约二字“随时留作谈助”，迎合直鲁苏三省人士之心，以免遭舆论攻击。人们把借外资、招外股视作仇雠，甚至有人宣称，“如有人创输入外资以筑造中国铁路之说者，是亦铁路之贼，即国家之贼……如有人阳用华名，阴收外股，以行自造铁路之说者，是又铁路之贼，即国家之贼”［②ｆ］。自筹资金、拒用外资的主张占据了舆论界的主导地位。
清政府对自办铁路运动是支持的，商部对于各省的建路要求予以支持和保护。一部分官僚也参与了自己家乡所在省与建路有关的活动，与当地士绅联合在一起，构成这次运动的主导力量。各省督抚对本省组建铁路公司的要求大多取赞同态度，当公司强制性征收各种铁路捐时，也基本都予以支持。各铁路公司的建立，大多是由本省京官或督抚奏准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和官僚的支持和参与，自办铁路运动是不会发展到那么大规模的。
从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间各省先后共成立了１８个铁路公司。各铁路公司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无一例外地提出“以自办为宗旨”。最早提议自办川汉铁路的四川总督锡良，为自办做了解释：“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①ｇ］。云贵总督丁振铎也说，“筑路之难首在筹款。名曰自办，则不集外股，不借外债，当毅然独任其难。”［②ｇ］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反复申明：“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国人股份”，“并不准将股票售与非中国人”［③ｇ］。其它各省铁路章程都作了类似规定。
各省筹资情况，大体分为五种模式，下面分别叙述。
第一类：浙、苏、鄂、陕四省铁路公司都以招商股为主，采用自由认购股份方式集资修路。浙路公司本决定招股４０００万元，并规定把６００万元股份“表列之为优先股，遇有红利，先提二十成之三，作为报酬”［④ｇ］，股息７厘。优厚的吸收资本条件使京官、地方士绅和商人纷纷投资，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招到优先股４８０万元。当时，仅准备修筑沪杭线浙段，这些资金已经足够了。当１９０６年英国要求清政府履行苏杭甬铁路借款草合同时，浙路公司为了同英国竞争，使“洋款无所用之由”，决定扩招股份，同时修筑杭州—绍兴—宁波铁路。数万名工人、学生、店员乃至妓女、乞丐，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购买浙路股票，一时间，“杭垣舆论……街谈巷议，人人皆以不附路股为耻”［⑤ｇ］。广大城市平民从此成为浙路公司小股东，未满５元的股东户数达１６５７４户。这说明，第一次集股时股份比较集中，而且其资本也多属闲置资金；而第二次集股时，已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各阶层的零星资金。
苏路基本仿浙路办法实行。自１９０６年６月至１９０８年底，实收股银３００万元。截至１９１３年收归“国有”止，苏路实收股款４６８万余元。苏路招股范围比浙路更加广泛，“苏路创办时，系保全路权起见；嗣后拒款事起，无论士民工商，莫不激于义愤，踊跃认股，期达目的，是以股份大多数均由绞汗沥血而来”［⑥ｇ］。苏路资金后来不太充足，曾利用路外资金，向交通银行等处息借约１７０万元。
浙路和苏路历来被人们认为集资情况较好，筑路成绩比它省为优。到１９１１年，浙路建成１３０．９公里，苏路建成７８．５公里。但是，其资金并非皆为富商大贾的剩余资金，而经过广泛征集之后，财力也呈衰竭之象。因为筹资困难，所定股息较高，这也成为苏路、浙路的沉重负担。
鄂陕两省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专恃商股建路就更为困难。
１９０５年，粤汉铁路合同赎回后，湖北成立官督商办铁路公司，承办鄂境的粤汉和川汉铁路。当局除指拨赈粜捐官款外，并指定湖北官钱局承招商股和开办彩票股。湖北财政异常支绌，筹拨官款不多，主要依靠招股。官钱局共招款１１４万余元。１９０９年，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接洽铁路借款消息传出后，湘、鄂境内再次掀起拒借洋款高潮。湖北绅民要求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并积极招集股份。尽管报名入股人数较多，认购数额也比较大，但是人们多激于义愤，实际交款人数并不多，商办公司仅招款９７万余元。鄂境内仅川汉一线就需３０００万元，而所招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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