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甲午战后，清政府更进一步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决定速修津芦铁路和芦汉铁路。然而，这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下降，国力更加衰弱，西方列强纷起瓜分中国之心。在这种背景下，铁路资金的筹集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尽管由于战争军费等开支和战后赔款为数甚巨，清廷财政较前更为窘困，但仍决定只筹集国内资金，谕令“津芦一路所需经费，著户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筹拨”，芦汉一路，“道里较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筹至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②ｃ］。实际上，户部仅拨津芦一路银１６０万两，另外，北洋大臣王文韶筹借银６０万两，督办大臣胡燏芬息借商股银４０万两。由于经费仍不充足，胡燏芬上奏请借外资。芦汉一路，议定由富商集股兴办后，即有许应锵等人自称集有巨额资金，要求承办。清廷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办理，“著该督等，详加体察，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③ｃ］。至７、８月间，查明许等人的资金均非华资，他们实际上是替英美两国资本家揽办。这样，官款无着，商办无力，铁路建设几陷于停顿状态。
　　甲午战后，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已意识到只靠筹集本国资金不可能迅速建成铁路，因此转而主张利用外资。张之洞和王文韶奉命会商修筑芦汉铁路办法，于１８９５年９月２日联衔上奏，陈明形势严峻及修建铁路的迫切性，指出“洋股必不可恃，华股必不能足”，只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④ｃ］。此时，法国已掠得龙州铁路的建筑权和经营权，俄国也要求在东北借地造路。总署权衡利弊，主张借款自造抵拒俄国的要求，认为“尽管岁息难偿，何容更借巨款”，然而如果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则东三省必为俄所蚕食，而所造之路，将永无归还中国之期”［①ｄ］。然而，没等中国借定洋款，俄国已经攫取了横贯东北的东清铁路的承办权。总署经历此事后，也意识到必须改变以前的政策，对筹款途径，不妨略予通融。清廷别无选择，只好同意芦汉铁路和津芦铁路借款修建。此后，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又连续签订一系列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个时期，清政府采取的借债筑路政策，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借债筑路是形势所迫。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列强竞争的场所，它们以掠夺铁路利权作为瓜分中国的手段，企图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承办铁路。俄、法、德等国就是如此。外国承办铁路较借款自建铁路损失利权更大，因为各路的“一切用人行政我国不能过问也，且采矿、设警及行使钞币等特权亦为其所夺，东清更于前数项之外有伐木征税筑港等种种特权。沿路所经，俨然成一各该国之领土”［②ｄ］。借债造路，尽管也损失了一定利权，但较由西方列强直接承办，至少在名义上清政府对各借款铁路仍拥有主权。由于本国资金不足，铁路建设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放弃修建，或者借用外资补充国内资金之不足。如果放弃修建铁路，中国将更处于不利地位。也正因为形势严峻，这时的借款条件都比较苛刻，并以国家作保，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利权。
　　第二，清政府借债筑路，有均衡列强在华势力的目的。西方列强以掠夺铁路利权为手段，企图瓜分中国，清政府却无力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回击，只有尽可能采取牵制策略，使“铁路对于借款营造之国，不与其占夺保护之地相连，以毒攻毒”［③ｄ］，以使列强势力互相牵制，免于被瓜分的危险。如在东北地区，当俄国据有东清铁路和南满支路特权后，张之洞即建议总署借英款建关东铁路，以便“使俄从中有阻隔，彼尚有所顾忌牵制”［④ｄ］。于是，清政府与英国汇丰银行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以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威胁北京。由于同样原因，山西商务局与俄国签订《柳太铁路合同》后，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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