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1891 136464 3219887 4 96 2748294 3226468 40 60
1892 149861 2271628 6 94 2055555 2555675 45 55
资料来源：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研究》，确书房1969年版。转引[韩]姜万吉著，贺剑城、周四川、杨永骝、刘渤译《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那么这定期航线对朝鲜商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随着《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两国之间开通了海路。尤其是，1884年修改章程的第四条款以后，朝鲜商人也能赴中国内地做贸易。因此，朝鲜商人对中国的贸易形态也发生变化。这个时期在中国活动的朝鲜商人大致分为两类，就是官商和私商。
在中国活动的官商中大多数商人是受朝鲜王室的委托去中国的大城市购买物品的。他们购买商品后把商品装在中国或日本的轮船运到仁川港。朝鲜政府将这些物品以王室所需用品的名目向海关申请免税。其申请次数如下：
1889～1894年朝鲜政府向海关申请免税次数(单位：年/次)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 12 3 8 9 10
资料来源：[韩]《海案》(奎章阁藏书编号17730)第五、七、九、十一、十三册。
从上表可知，在1890年，朝鲜官商的活动最活跃。按商品的品目列举，缎属(25次)、绸属(9次)、纸烟、军事用品(3次)、洋布、册子、香属、果品(2次)、纸属、沙器、洋烛、大挂镜、荷露水、水果、花树、假花、自来火、机械(1次)等。这些商品大概属于朝鲜王室所需的奢侈品。按购买商品的中国城市来分类，结果如下：
1889～1894年朝鲜富商购买商品的中国城市(单位：城市名/次)
上海 北京 天津 烟台 香港
18 2 3 1 1
资料来源：[韩]《海案》(奎章阁藏书编号17730)第五、七、九、十一、十三册。
从上表可以看出朝鲜官商在中国的活动中，中朝之间的定期航线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主要利用中国及日本的汽船，已知的使用频率如下：
1889～1894年朝鲜官商利用的汽船种类和次数(单位：船舶名/次) 中国 日本
广济号 富有号 镇东号 日新号 普济号 敦贺丸 肥后丸 尾张丸 玄海丸
1 3 1 14 9 1 2 1 1 4
资料来源：[韩]《海案》(奎章阁藏书编号17730)第五、七、九、十一、十三册。
从上表可以看到，朝鲜官商对中国汽船的利用率特别高。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轮船的运费较为低廉。中国轮船招商局和日本邮船会社之间运费价格表如下：
上海与仁川之间中、日两国轮船运费价格表(单位：美元)
商品 大米、豆 杂货 牛皮
公司 (每包) (每吨) (每包)
轮船招商局 25 5 0.35
日本邮船会社 30 5.5 0.80
资料来源：[日]《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一卷，第323页。
在中国活动的朝鲜私商中大多数商人是售卖人参的。他们的大概行迹如下：1881年5月，朝鲜商人张汝元、宋金德、金未亦三人携带人参、纸、布等货来四川售卖。因为他们没有护照，所以被清政府解送回国了[5] (p517)。1881年11月，朝鲜使臣鱼允中访问过上海，他在自己的著作《随闻录》里留下了有关朝鲜商人的纪录：“我人之来上海者，有之。义州人李炳龙，买卖参货而来。”[15] (p76) 1883年4月，朝鲜商人闻肖云赴甘肃省售卖参药[5] (p1150)。因为当时还没有修订贸易章程的第四条款，所以朝鲜商人不允许在除通商口岸以外的其他地方做贸易。虽然在甘肃省内的嘉峪关是通商口岸，清政府主张这嘉峪关是为与俄国通商的[5] (p1152)。因此，闻肖云也是被解送回国了。1884年5月，朝鲜商人张信汉在南昌售卖人参时被发觉了。原来他是随从副使干粮官至北京进贡的。进贡以后，他没有回朝鲜。带着人参一个人去中国各地售卖。由天津到南昌，他经过了黄河、德州、徐州、清江、扬州、南京、芜湖、安徽、湖口、九江、姑塘、吴城等地[5] (p1466)。这时期，朝鲜商人被允许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做贸易，但是他没有执照，所以被解送回国了。1885年2月，为了赴甘肃、四川等地做生意，朝鲜商人李清风、金沃成申请执照[5] (p1708)，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