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 |
 |
时间：2009-7-24 13:47:31 来源：不详
|
|
|
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了本年1月16日第一次对华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推倒国民政府的政策，宣布：“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主要是除掉蒋介石。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声称“日本只要求中国做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战局的变化和日方的这种表示与采取的某些行动，不能不对抗战中的国民党集团产生影响。
关于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略、战略、政策，要一直追溯到“九一八”事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地把握。1932年1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蒋介石授意、邵元冲执笔的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①，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对日政策方针作了阐述。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长篇讲话，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也正是在此篇讲话中，在“抵御外侮”的题目下，反复讲了“三天亡国”论。这表现了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的复杂奥秘之处。1934年秋，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文表达了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政略政策以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蒋介石在这时确定后来的战略政略和政策，虽然经过重大的事变，如“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在某些时候有所动摇和偏离，轻重缓急时有变动，但基本上是一直坚持着的。这对我们考察蒋介石本人以及民国政权的历史、国共关系的历史等都是很重要的。
在上面的重要文件中，蒋介石确定了以下几条重大原则和策略：
1. “攘外必先安内”。这可以说是一项基本国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面临着两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国内反对势力。也就是说，蒋介石政权有两大任务：一是“安内”，二是“攘外”。他确定的总方针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而重要的是这个“先”字，这两个方面有先后轻重之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先后轻重可能有所变化。它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牵制，也可以互相促动。但对蒋介石政权来说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
2. “和”“合”原则。“和”就是和平，“合”就是合作。关于“和”的问题，在日本无休止地侵略中国领土的情况下，公开明确言“和”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说得含糊一些。他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说，“革命外交要不固执而能因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九一八”以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对日外交有和与战两种抉择。“和”的问题始终是蒋介石对日外交的重点之一，在对日外交表示强硬态度的同时，仍不忘言和。例如，1935年11月19日，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述非常时期的外交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1937年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讲话，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作了四点坚定的声明，同时又表示，“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时，正是中国抗战政治形势最好的时期，这次大会的宣言中仍说，“惟吾人郑重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终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从以上这些言论看，蒋介石的所谓“和”决不只是一种应付日方侵略的策略，而且还是他的对日外交的一个基点。在蒋介石的对日作战中，谋“和”求“和”问题一直存在，大概直到开罗会议时为止。
3. “四不”外交政策与“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从蒋介石的表述看，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真意是什么不容易明白。蒋介石对日政策的研究者都忽略了。《敌乎？友乎？》有一段话这样说：
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城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牵制住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国军队，不做无意义的牺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