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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

时间:2009-7-24 13:47:31  来源:不详
日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什么采取这种方针,他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说:“盖自日本帝国主义以暴力侵略东北以来,一般人民,不深求其原因,察其内容,只以此事发生于国民党执政之时期,遂责国民党无泯变机先之处置,因引以为执政者之罪。不逞之徒,则又借此为倾覆政府之良机,肆行捣乱,假爱国之名,而行破坏政府之实,号为督促政府,实以牵制政府,于是政府不但须瘁智毕虑以对外,而且须疲精劳神以对内,内外交侵,邻敌益得乘虚而制我,则外交又安得而胜制”。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就在此时,他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为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上面的意思,《敌乎?友乎?》一文又作了进一步的申述。蒋介石指出,日本对中国国民党的观察有两种错误,“其一以为中国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中心,其二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他辩解说:“在民国16年以后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从国民党历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观,实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在中国言,能理解东亚存亡关键,能理解日本并能理解中日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国民党向来的理论是比较清楚的。”这是说国民党向来是不排日而认为“应平等提携而不该交恶以两败的”。他进而论述国民党是不会被推翻的,即使被推翻那对日本更为不利⑥。蒋介石又从国际关系上论证日本整个灭亡中国的政策对它的不利,以至于不可能实现⑦。
以上蒋介石周到地讲述了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的道理。如果日本当局继续推行整个灭亡中国的政策,中国则不得不进行抵抗,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使中国不会灭亡。而“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就可能“乘机倾覆政府”。日本的行动还会与英、美、苏发生冲突。这样双方就会“同归于绝灭”。蒋介石向日本当局呼吁“直认事实,悬崖勒马”,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合作。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没有接受蒋的呼吁。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以至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二、“七七”之后的历史表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和平解决”的意思,在河北日军进攻的前线有“就地解决”的谈判。这种举动与签订《塘沽协定》时的情况十分类似。但因日军继续进攻没有结果。
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有“陶德曼、狄克逊调停”事件。这次和谈因双方条件相差太大没有结果。在谈判中,蒋介石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也考虑到国内问题。他对陶德曼说:“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⑧ 蒋介石的这些话和在《敌乎?友乎?》中的表述是一致的。
陶德曼调停结束以后,1938年间中国抗战在大规模地积极地进行着,但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官员和所谓民间人士与日本方面的秘密接触也在进行。当时接触的渠道有三条:一条是乔辅三和中村丰一之间,一条是贾存德与萱野长知之间,一条是肖振瀛与和知之间。这三条渠道进行的秘密会谈是蒋介石主导的,都没有结果。
日本的诱降策略并不是全没有收获,日本方面与汪精卫主导的日汪谈判实现了日本的要求,汪精卫离开重庆,叛国投敌。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并组织政府对日本有利也有不利,有利的方面是可以给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加上一层伪饰和使伪政权分担一部分统治沦陷区的任务;不利的方面是增加了与蒋介石集团和谈的障碍,更加难以实现结束侵华战争。
1938年是中日战争最激烈的一年。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抗战越积极越能得到人们的拥护。这时是国内政治形式最好的时期。国共关系是抗战时期国内形势的关键问题。1938年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呼吁“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表示“向坚决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先生致敬”⑨。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说:“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⑩ 同一天作出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表述了同样的意思。这些可以看成当时政治形势良好的突出表现。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集团的对日谋和意图仍有所表现。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1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表示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但又说:“惟吾人郑重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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