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尽管“教育独立”主张立意颇高，但在现实层面充其量体现为企望“教育经费独立”这一基本诉求。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后一度试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那是一种力求在“法理上”为教育独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教育独立”理念在知识界引起一定共呜，直至抗战时期教育独立主张仍时有出现，该主张几乎成为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已往学术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适当评价，更绝少从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视角作出解释和定位。本文拟就这段史事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1］ 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2］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

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其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3］。此番议论，颇令时人耳目一新。蔡氏也确能“知行合一”，在民国肇始、党争甚烈的政治环境中，他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顾党派之分，请出教育专家、共和党人范源濂作次长，称“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4］。显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内胡汉民诸人的不满和指责。

一般说来，民国年间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人士大多偏重大学教育，而留学日本的知识群体往往致力于初、中级教育。蔡元培和范源濂在民国初年便代表了教育界的这两种取向。蔡认定大学教育对国家发展具有引领和校正作用，他服膺德国洪堡等人的大学教育思想，注重高深学理研究，信奉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为此着力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使得北京大学的改革成效显著。蔡本人虽隶属国民党，但任职北大期间却几乎成为“自由人”，他力求避开党派干扰，建立一块学术净土；即使南方“护法”另建中枢，他依旧我行我素，独立行事，因而能够“领袖群伦”，深得自由派知识分子真心拥戴。然而1919年后，北方的办学环境明显恶化，内战连年，政局动荡，国立各校经费奇缺，备受困扰，师生罢教罢课风潮迭起，大学教育面临生存危机。于是，教育界要求“独立”之声大起，从具体的教育经费独立，到“形而上”的教育体制独立，从而汇成一股“教育独立”思潮。

1922年初《教育杂志》、《新教育》先后刊发李石岑、周鲠生、郭梦良等人研讨“教育独立”的文章，其中蔡元培《教育独立议》堪称代表作［5］。此时蔡主持北大已五年之久，又刚从欧美考察归来，他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为政党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又追求近功，与教育的长远目标不相宜，若将教育权交与政党，政党更迭，教育政策一变再变，教育即难有成效；教会信守教义，妨碍信仰和思想自由，若将教育权交与教会，教育难有活力。他主张仿行外国的大学区制，实施超然独立的教育体制。

对此，教育界人士多有回应，其中以胡适的态度最引人注目。这位五四时期的“典范人物”对蔡氏上述主张极为赞成，同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座谈时反复引述《教育独立议》的观点，将之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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