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抗战期间，教育界仍有“独立”之声，以至与国民党战时体制发生抵触。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在校内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颇得广大师生欢迎，也因之与最高当局发生“龃龉”，终于不得不挂冠而去［7］。顾氏早年任职北大，曾作为教务长协理校务，熟悉北大的自由传统，后来从政，属汪精卫一派，抗战时与汪绝交，留在重庆，但对蒋介石并不顺从。他在中央大学的不同寻常之举，固然不无政治因素，然其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主持大学的某种必然选择。可知，自清末至抗日战争中期，“教育独立”思想在知识界始终存在，虽表现力度各时期有强弱之分，然其思想实质则一以贯之。

“教育独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模式，力主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牵扰，从人类传承智能、谋求发展、完善身心的“终极”高度，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状态，在一个特殊意义上为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强盛奠立不拔之基。这一思想内涵明显体现在“五四”以后教育界的若干努力之中。

如所周知，蔡元培于“五四”前后排除政府和社会强势者的种种干涉，苦苦支撑北大的独特体验，是促使他坚定主张由教育家办教育的直接原因。胡适同样如此。1925年北大等校因反对章士钊，提出脱离教育部，胡适等欧美派人士独持异议，理由是：学校应置身政争之外，“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8］。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明确表示反对：“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9］”这是他作为“净臣”规诫政府，以维护教育机关的特殊性。1946年以后，胡适作为北大校长，仍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诚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同时，他拟订《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修正现行大学制度，“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10］。增减之间，用心良苦。

通常认为蔡元培办学“无所不包”，可是有一例外，他对宗教决不“兼容”，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在他主持的学校或机关难有立足之地。蔡氏赞赏“无宗教迷信”的儒家传统，认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党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11］。他否定教会学校强迫学生信教的做法，同时也反对神化孔子，先后取消“尊孔读经”和春秋祀孔。胡适也不例外，他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12］”他进而提出：教会学校应禁止向小学生传教；废止校内强迫性宗教仪式；尝试以宗教史、比较宗教取代神学课程［13］。这些均反映出当年教育界力图使学校摆脱宗教影响的种种努力。

“非宗教运动”恰好成为同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的兴奋剂。教育界“非宗教”的激越立场，曾招致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反对，认为此举将有碍信仰自由，形成新的偏废。此桩“公案”，就思想史角度而言，钱、周诸人或许更具前瞻性；而从教育史角度立论，蔡、胡等人的做法无疑有着明显的现实合理性。众多中国青少年在教会学校被迫接受外来教义，不仅刺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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