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大学区制一旦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迅即成为“逾淮之橘”。试办的浙江大学区尚差强人意，而江苏大学区则风潮迭起，无日不在扰攘之中。人们批评大学区促使大学教育畸形发展，偏重学术而忽视教育，行政效率极低，且被少数人操纵，不仅不能使政治学术化，反而使教育官僚化。江苏大学区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称：“盖以现社会实情言之，则学术之空气未浓，而官僚之积习方深。以学术机关与政治机关相混，遂使清高学府，反一变而为竞争逐鹿之场。［18］”此种情况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当李石曾执意试办更大的北平大学区时，他主张审慎行事，与李发生分歧。北平大学区引发更大的风潮，影响甚烈，国民政府于1929年夏宣布停办大学区，大学院随即改为教育部，蔡、李的改制以失败结束。

胡适曾预言“法国式之不易行于中国（蔡先生的主张是法国式的）”［19］，结果被他言中了。后人分析其失败原因认为：1．模仿失当，变更太骤；2．政治不稳，基础未固；3．留学派别之争，主要是留日派势力大，反对激烈；4．蔡元培与李石曾等发生裂痕，失去支持；5．教育独立与“党化教育”不符；6．经费不足［20］。显然，蔡、李诸人未能细致考量大学区制在中国的可行性，未免凭想当然行事，预备不足；且选择试办区域缺乏策略，以至一地失败，全盘皆输。更为重要的是，此番“教育独立”试验是在中国政治由分权向权力重新整合的短暂过渡期内进行的，其自由化主旨与集权趋势格格不入，势难长久。具体说来，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要将教育纳入以党治国范围，如何能容许教育家完全自行其事？当然，此番试验也暴露出过分偏重大学教育而对基础教育重视不足的偏颇，反对大学区制最激烈的主要是中小学教职员。这一现象，在已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了，实则这是一股持论合理数量众多的反对力量，完全以留学派别之争视之，未免模糊了问题的实质。

民国时期关于“教育独立”的主张值得后人重视。毫无疑问，教育当然属于国家大政之一，欲独立于行政而存在不啻天方夜谭。如此浅显的道理，以蔡元培、胡适诸人的学识自然不会昧于此。他们所苦苦坚持的，是凸显教育本身对于人类（或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恒定功能，充分尊重其固有的运行规则，极力避免因权力意志或愚昧无知对之造成的有意无意或显或隐的伤害和损耗，为此，应当建立一个有力而切实的保障系统。即是说，在正常的法治社会，必须在立法和决策等关键环节确保教育的优先和至上地位，以使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贯彻通畅，无有中断易辙之虞。此种设想，对于多年来我国各级教育随具体政策变化而不断上下浮沉、左摇右摆的现实应有某种警醒作用。

还应看到，“教育独立”思潮的形成，昭示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明确感悟，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职业自觉”，它对于知识分子整体人格的健康生成，最大限度发挥其潜能以带动社会发展，有着至为重要的思想价值。事实上，“教育独立”思潮的甚嚣尘上，与民初“联省自治”的分权酝酿和北大等校改革奏效大有关联，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主和活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注意到，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即沿用至今的“新学制”）与已往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长官意志”产物，而是教育界人士的智慧结晶［21］。据此，或可为后人解读“教育独立”主张提供一个“现场语境”。

注释：

    ［1］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载《严复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页；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l997年版，第39页。
　　［3］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133页。
　　［4］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l962年11月。
　　［5］［17］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   
    ［6］《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1页。
　　［7］刘作忠：《顾孟余其人其事》。2001年3月17日《团结报》文史版。　
  　［8］胡适、王世杰、颜任光等：《为北大脱离教育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胡适教育论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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