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起义也是如此。隋炀帝开运河，仅通济渠就调发了百万以上的农夫；永济渠的开凿，因“丁男不供”，竟以“妇人从役”。（6）对高丽的战争，更“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仅战士就有　113.3800多万人，而“馈运者倍之”。（7）所以，王薄山东一呼，“避征服役者多往归之。”（8）以后李渊从太原起兵夺取政权时，还矫命说隋炀帝要征兵再伐高丽，以激起人民对隋王朝的痛恨，从而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和力量。

需要指出，封建社会前期的起义农民，在争取生存权的同时，要求财产公有，要求撤除那些直接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在争取人身权的同时，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求人人同等地劳动。他们不仅通过宗教教义模糊地提出“太平”幻想，如东汉末年的起义农民组织“太平道”、“五斗米道”，其所倡“太平”，即取义于道教《太平经》“太平世”财产共有的幻想，而且更以血与火的手段展开抗争，以暴力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二、建社会后期起义农民分产均产的思想主张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即自秦汉之际至唐代中叶（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世纪中叶），劳役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支配形态，农民被军事组织的强力束缚在土地上，在鞭子的驱使下进行着非人的劳动，繁重的赋役、超强制的剥削与掠夺以及严刑峻法使其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故而对生存权利和最起码的人身权利的争取就成为他们的首要要求；那末，中唐以后的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支配的形态，尽管超经济强制的剥削依然混合着很重的劳役，但农民总算可以取得些劳役形式的中断的机会，可以自己负责在好象是自己占有的或使用的土地上从事生产，他们的人身权也由于不断的斗争而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所以，此时起义农民已不限于人身权和生存权的要求，而是进一步地提出了更为现实的均平口号。（9）

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10），隐然以代天补不足、均贫富为职志。北宋初年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明白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渑水燕谈录》卷八说：“……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其后，李顺继王小波率领义军，“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11）把“均贫富”的主张付诸实践。南宋钟相、杨么的起义亦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号召：钟相“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持此说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者，翕然从之，……如是凡二十年。”（12）这“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实质上是要求废除各有等级和劳动力户口直接支配等等封建特权，以期消灭封建的贫富不平的现象。如何实现这一主张要求呢？一是在阶级斗争尖锐之时，奋起抗争的农民以暴力手段对剥夺者以反剥夺，如统治者即指责钟相、杨么起义是“谓国典为鸦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13）陶宗仪《辍耕录》记元代红巾军起义时的一首扶乩诗也反映了这一点：“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人者，杀尽不平方不平。”二是通过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互助，或者合理分配来达到财产的平均，如宋代方腊起义中，“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小康矣”，（14）“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15）

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更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并且将之付诸行动，有个地主记述当时打土豪、分田产情景道：义军“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远，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究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赀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16）所述固为污蔑之词，但从中仍可看到当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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