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的物质实践活动特征与起义农民理想的破灭

秦末以来的二千余年间，曾发生过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这些被逼无奈而奋起的农民抗争，或被封建统治者无情剿灭，或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与之相应，从东汉起义农民的“太平”纲领到明末起义农民的均平思想，历代起义农民所提出的社会理想都逐一宣告破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仍然被压在社会生活最底层，承受着深重的剥削。于是，剥削——反抗——失败，剥削——再反抗——再失败，……历史似乎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式地运行着。

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农民前赴后继地浴血奋战都难以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著者认为，应从分析中国农民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特征入手来探讨其间的原因。

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以至社会进程对于自然环境有较大依赖性。传统中国以农立国，而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则对中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黄河流域冲击平原肥沃、松软的土壤，较早地孕生了农业文明，使得我们的祖先在劳动者个人生活能力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劳动者个人独立性十分微弱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创造出一定量地剩余生产品，从而“早熟”地迈入文明时代门槛。

古籍中关于“益烈山泽”、“禹疏九河”的记载，卜辞里关于“王大令众人曰：·田”的记载，《诗经》里关于“命我众人，　乃钱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等记载，所有这些都表明那里不但林莽荒原的垦辟、河流渠道的疏导这类大工程实行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即使“南东其亩”的田亩规划，田间“阡陌”、“沟洫”的开掘，农具的制备以及耕耘收获等劳作也是由各级村社共同体的首领们组织指挥和监督“众人”、“农夫”们集体进行的。初民正是主要依靠这种原始的集体协作的生产力创造了足以装满“千斯仓”、“千斯箱”的剩余产品和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行列的远古文化，从而比西欧一些民族的文明史超前了1000多年到2000多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作为社会基本生产者的“众人”、“农夫”们，虽然已经拥有了如《诗经·豳风·七月》所展示的那种个体家庭经济，但他们仍然“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脱离不了“氏族或公社的脐带”，（19）因此，由这种“脐带”联结起来的“井田制”公社那样的共同体就长期保存了下来。在这种共同体内，作为公社成员的每个“众人”、“农夫”的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每个农户一年四季的生产和生活，全都处于诸如“三老”、“啬夫”、“里胥”、“邻长”、“田畯”之类的共同体首领或执事人员的专制性监户之下，而这些首领和执事人员又无条件地服从更高层的共同体首领，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较为专制的”那一类公社共同体的特征。（20）这样，殷周时代就形成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特殊的”“家族奴隶制”：“在这里，奴隶不是直接地形成生产的基础，而仅是间接的氏族的成员”；其时的“众人”、“农夫”们就不可避免地处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的地位。（21）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变革性过渡，秦汉以后的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发展时期，而国家编户制下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成为这社会的物质经济基础。这种小农经济是古代社会很早就有的因素，但它沿袭到中世纪便成了统治的形式，成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22）由秦始皇开始而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始终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和地主——农民这样的封建阶级结构之上，故其一直把维护这种自然经济基础视为自身保障的命根子。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历史上何以会形成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