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以其能力达到的程度而论，劳动生产率是相当高的。如约在西汉初年，农民的一个全劳动力就已能达到“一夫为粟二百石”（23）的劳动生产率。按当时1石合近世0.2市石，并以每市石粟为135斤计算，那时一个全劳力已能年产粮食5400市斤或2700公斤，这已经比十二三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英国农奴的劳动生产率（约年产粮2320公斤）处于较高水平。再就一个农业全劳力可能达到了剩余产品率来看，西汉初也已达到“上农挟五（人），中农挟四（人），下农挟三（人）”（24）的水平，甚至有些地方还能达到“中农食七人”的水平；即使以每个全劳力除供自己衣食外，再能养活四人这样一种中等程度计算，公元前二世纪时，中国的一个全劳力农民能够创造的剩余产品率也已达到80%，这比十二世纪时一个拥有全份地的英国农奴创造的约77%的剩余产品率还要高一些。

然而，付出巨大艰辛、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农民，生活景况甚为凄惨。孟子对战国时期小农家庭经济状况做过估计：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失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25）

照其所述，在最正常的年景、最理想的“王道”境界，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劳碌一年也不过是“无饥”而已。晁错描绘西汉时小农经济情景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数，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26）如此描述，绝非个别情形，在二千余年的历史上实具有普遍性。而处于这种生存状况下的农民，自然会从其自身物质经济利益出发而产生一些社会理想，并试图为改变自身生存状况并进而争取到理应获得的人身权利而展开各种各样的努力。中国历史上所以会爆发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确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

不过，先民本是靠着发挥原始共同体的集体生产力而进入文明时代的，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基因”，再加以特定人文——自然环境下的现实生存需要，使得中国农民历来富有服从整体利益需求的集体精神。就一般情形而论，作为个体农民普泛性的理想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能通过勤苦劳动而有饭吃就行了，就能知足常乐、顺天安命。只要社会上下层阶级为主体的大多数成员能够达到这一点，即便存在着贫富差距、阶级剥削，农民多能毫无怨气地安于现状。在落后的生产力和封建专制制度支配下形成的这样一种个体心态，凝结成的农民集体精神，又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给专制统治的“国本”提供养料。而农民则由于缺乏个人独立性而无法改变其赖以生存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他安排的命运。这样，即使是农民的整体利益严重受损，他们陷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因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起义造反，即使这种起义取得了成功，农民阶级也不可能设计、建构起本质上异于传统的新型社会制度，而只能回复到原先的社会生存状态。至于其曾经提出过的渴望没有剥削和压迫，消灭贫富差别，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也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归于破灭。中国传统社会一治一乱，循环有序的超稳定现象，或许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种解析。

[注释]

（1）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原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史记·陈涉世家》。（3）《南史·郭祖深传》。（4）《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列传第六·广阳王》附《子深传》。（5）《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6）《隋书》卷二四《食货志》。（7）《隋书》卷四《炀帝纪下》。（8）《资治通鉴》卷一八一。（9）《隋书》卷七O《刘元进传》。（10）参阅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侯氏《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1）《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注引《续宝运录》。（12）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13）《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14）《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15）庄季裕：《鸡肋编》卷上。（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又，方腊起义中还有一种在狭隘范围内的几产公有的理想。《鸡肋编》记载“义舍”制度道：“凡出入经过，虽不识，觉人皆馆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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