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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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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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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的神话素材和谶语之类（具体事例见下文），其神秘性非常突出。这与当时清朝社会也具有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相激相荡，发生“谐振”效应。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条件下，谶谣作为神秘政治文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各种形式者一同盛行开来。
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谶谣，其传播和生效离不开有广大信实的受众。在当时浓重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消说普通民众，即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官绅阶层人员，也难以能够自觉鉴别和排除谶谣信息中的迷信成分。像上面提及的赵烈文，平时就颇为关注和相信谶语谶谣的预兆性，在其日记中即多有记载，业已述及的他对“人丁口”方谶谣灵验的信实，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他对文牍用语之类，都会随时从谶意上去揣摩思虑。如他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时尚未入曾国藩幕）的日记中记曰：“上年浙漕尚未至淮，上下俱各淤浅，不得已仍还故处，改由海道。有司文移俱称‘倒运’，殆为语谶。”（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4页。）可见其人在这方面是多么敏感和疑忌。他经常性地观天象而卜人事。就在方才引述的同则日记里，他即记下：“一月之中，天裂、地震、日食、月蚀、星变，叠示警象，恐非佳兆。”当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太平军“陷长兴，湖州大警”之际，他在该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道：“前暮余登潘公桥望西方氛，气色愈恶，即向槐亭（赵之僚友）言，长兴旦夕必有变，槐摇首不信，昨果报警甚急，槐始信余言。”（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四》，《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48页。）可见他非常迷信这类事情。此外，象“阴兵”、“鬼祟”之类不可能真有之事，他也颇为信实地屡屡记入日记之中。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对谶谣的相信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曾国藩这流人物，对谶事亦不乏觉得不可捉摸又不可不信之时。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三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扶乩判词亦即谶语的一种，曾国藩辈对此尚如此迷惑，何况平民百姓。这反映着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对作为更为通俗的谶语形式的一般谶谣，其受众的广大自然更自不待言。
谶谣有其广大信众，与它的“灵验效应”分不开。谶谣的预言只有在广大受众的心目中觉得多能准确，他们才易于由此及彼地连锁信实。而对谶谣的“灵验”，需要具体分析。就拿关于太平天国的谶谣来说，有些事实上是事后有人附会造作而以事前预言的面貌出现的。如本文中引及的所谓明代黄檗禅师的预言诗，不可能真的在明代就能那样具体兆示以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事情。而《推背图》中关于太平天国的“谶”与“颂”，不可能真的是由唐朝人所撰。据有的研究者考论，宋代前后便有人假托唐人之名写了《推背图》一书，以后又不断经人增补和改造加工，有关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预言”，当为民国时人所伪造（注：参见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5页。）。有关太平天国的“谶”与“颂”，当然也在其内。就谶谣应具有的预言性来说，这种谶谣当然算是“赝品”，但无疑它仍可算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的一个类别，在本文的论题范围之内。
即使真的在某事之前出现而后来证明所谓“应验”的谶谣，其“应验”的情况也各各不一：一是真实应验。因为世事的发展态势和结果的确有其一定的可预测性，前提是根据真实条件进行正确地分析判断，如果是这样的预言而故意借助谶谣的神秘形式表示和传达，那么其“应验”事实上也并不神秘。再是巧合性应验。这种谶谣并不是基于造作者的正确判断，只不过通过神秘方式表示了其某种愿望或猜测，而事局的发展恰巧与之应合。譬如说如果所预言的是属于那种非此即彼性的事局，那么巧合的概率即会有百分之五十。还有一种情况更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谶谣的语言形式本身，其表意模糊性很强，弹性幅度很大，所谓“灵验”的附会性解释上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和回旋余地，甚至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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