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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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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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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nbs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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