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
 |
时间：2009-7-24 13:48:00 来源：不详
|
|
|
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文革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文革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