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噶、格两派斗争中产生和消亡的“噶玛贡柔”寺
　　噶玛噶举派以历史久远，在朵康、蒙古等地影响广泛，又得到当时势力如日冲天的仁蚌巴的支持而有其自身的优势。而格鲁派以“整顿宗教”、“整治宗风”的面目出现，而且得到帕珠第司王札巴坚赞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因此深得民心。但后来，帕珠第司王礼巴坚赞去世，帕竹政权从强盛逐渐走向衰弱。其后，与帕竹家族有联姻关系的仁蚌巴乘帕竹第司继任者年幼之机，代理执掌帕竹政权。不久又进兵前藏，占领了帕竹重要家臣内邬宗宗本所属的诸多领地，赶走了格鲁派强大的施主和支持者部宗宗本阿旺索南伦布及其儿子。随着仁蚌家族势力的逐步扩大，帕竹政权落入崩溃的边缘，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了格鲁派。这个阶段噶玛噶举派在与格鲁派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当仁蚌家族极力夺取帕竹政权之时，噶玛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乘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以弥补噶玛噶举派在拉萨无宗教场所而难以与拥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格鲁派相抗衡之弊端。在仁蚌巴顿悦多吉的支持下，于1503年在拉萨西边距离市中心大昭寺1公里远的，原名叫萨纳玛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号称降服色、哲、甘三寺的噶玛贡桑土登却郭寺”[7]“噶玛”意旨该寺为噶玛噶举派寺庙，“贡桑”译成汉文是“新寺”，“土登却郭”译成汉文是“佛法之轮”。
　　关于新建噶玛贡桑寺的情况在各种史料中只是一笔带过而未作详细介绍，这对我们进一步考证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著名的藏学家东嘎·洛桑赤来教授曾说：“在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传记中，对该寺建成不久就难以维持等事有零星的记载”[8]，但本人未能查阅到该传记。值得欣慰的是，本人有幸查阅了现藏于拉萨市政协的《帕蚌卡·强巴丹增活佛传记》藏文经卷，该传记中关于新建噶玛贡桑寺有如下记载：
　　“拉萨大昭寺的所有管理权原本在格鲁派手中，但在噶玛却扎伊西的说服下，由仁蚌巴顿悦多吉帮助，在拉萨的东北部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噶玛贡桑寺。当他们正在策划将大昭寺内的释迹牟尼像转移到噶玛贡桑寺内时，色拉寺的众多年轻武僧突然赶来，并大肆进行了破坏活动。致使转移释迦牟尼像的计划未能得逞。此后，噶玛贡桑寺由米居多吉（噶玛黑帽派第八世活佛）的得力弟子、《正字语灯》作者白康译师代表噶玛巴本人进行管理。但后来白康译师无心管理日渐衰败的噶玛贡桑专，不得不上书噶玛·米居多吉。他用悲泣的言语多次以诗歌形式说道，请求帮助正在对管理一座破旧不堪的房子而感到进退两难的可怜者云云”[9]，上述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一）噶玛贡桑寺是在仁蚌巴借机为帕竹政权“代理执政”，进而以武力夺取帕竹政权时建立的，直接跟帕竹政权的衰败以及仁蚌巴家族的得势有关；
　　（二）新建噶玛贡桑寺是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却扎伊西为“降服”格鲁派在拉萨的色拉、哲蚌、甘丹寺，同时争取对格鲁派采取敌视态度的仁蚌巴的支持而计划和实施的；
　　（三）新建噶玛贡桑寺的目的不仅仅是以往的历史资料中所讲到的“控制格鲁派的发展势头”，而是具有更加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将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像转移到噶玛贡桑寺内，试图由噶玛贡桑代替大昭寺，使噶玛贡桑成为西藏佛教信仰的中心；
　　（四）噶玛贡桑寺建成后，遭到了色拉寺僧人的干扰和破坏，但并非是一夜之间被彻底捣毁的。白康译师代表噶玛·米居多吉管理该寺，说明噶玛红帽派第四世活佛已经逝世。可以说，虽然噶玛贡桑寺已经是一派衰落的景象，但至少还继续存在过一段时间。
　　噶玛贡桑寺，虽然建寺的目标明确，并且有成为西藏佛教信仰中心的“宏图远志”，又有仁蚌巴势力的支持。但是，在拉萨扎下根来的格鲁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较为牢固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又得到不满仁蚌巴统治的前藏地方官员与大家族的支持。因此，噶玛噶举派在拉萨还是显得势单力薄，最终没有能够在拉萨立足。1618年上蚌巴的亲属、由仁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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