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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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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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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再加上迟至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反映的又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战争手段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一主题。因此，这十种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然而，“八大事件”的概括，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存在着“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8]，因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试图克服这一缺点。胡绳的文章引发了50年代中期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一场大讨论。但他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而学者们在讨论中尽管对于具体的分期问题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然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按照新体系编写的近代史论著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这部书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9]这部书后来进一步扩充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胡绳按照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所编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迟至1981年才出版。由于当时的近代史学界已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出于对其既有体系的维护，胡绳在此书的《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10]
在这种体系下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虽然几乎都是就晚清而言，却主要不是讲清王朝及其政治活动家们的历史。笔者曾据有关资料，专门作过1949-1979年间对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的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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