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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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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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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从尚武的强盛转而为重文的柔弱了。
我本人从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经历中也亲身感受到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按照导师刘大年先生最初的设想，是要我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近代人口，一是要弄清中国近代人口的历史状况（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不知道的究竟有哪些），二是要了解近代人口历史状况与近代历史运动、变迁的关系。可是我在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之后却发现：如果仅从鸦片战争开始考察近代人口，所得出的很可能是所谓“停滞型”的片面的、歪曲的表象。因为中国人口自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从清初直到太平天国的失败（包括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稍后北方各省的天灾），实际上已经是一完整的人口发展周期——清代周期，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已遍历了自人口谷值先经快速增长再经缓慢增长而逐步发展到峰值，然后再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迅速降至谷值的全过程。而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20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末最后的三十年，再加上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或新时期的过渡环节。所以我对中国近代人口的考察，也就非常自然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一直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清王朝建立之初[16]。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大年师完全支持我的这一做法，并明确表示：人口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必要遵从政治史的分期。
当然即使是遵从政治史分期的近代史论著，也没有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截然割裂。不管是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还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在开篇各用一到两章的篇幅论述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胡著甚至还交代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政区和各省督抚的设置情况[17]。晚清的官制、军制、各种典章制度，虽有若干发展变化，但与清前中期仍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皇历”，也即清代初年所制定的《时宪书》，更是沿用至1912年清王朝最终被推翻。这一切都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晚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待说也有赖于清代前中期史的深入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晚清史与清前中期史确实是一有机的整体。
（六）
但是即便如此，晚清史依然有其区别于清前中期史的强烈“个性”特点。
一是晚清所特有的无法抹杀的“末世”印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几个皇帝，甚至连自己的继承人都成了问题，这与康熙帝的那些众多皇子为争权夺利而闹得不可开交适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多少还有些看上去很偶然的因素。比如说，咸丰帝因死得早，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帝则去世更早，还没有来得及生育子嗣；而慈禧太后又执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醇王府挑选皇储；等等。如果说，仅据皇室的继承人来看问题多少有些牵强的话，民生吏治的普遍恶化应该能够说明问题。曾目睹太平天国“乱世”的文人汪士铎在其所著《乙丙日记》中描画的是这样的一幅情景：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18]
汪士铎将“世乱”与“人多”完全挂起钩来未免过于偏激，但《乙丙日记》通篇所充斥的那种“末世”情结，无论如何不能不给它的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吏治腐败是历代历朝的共有现象，并不是王朝末世的“专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同为贪官污吏，至迟在道光年间与前朝相比还是有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质变”的差异。据记载，周天爵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时，周天爵“免冠摇首”，连说“不如不如”。他指出：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19]
二是新生的否定性力量的空前壮大。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说，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王朝之末都是如此。而晚清时期的否定性因素，更具有中外结合的新的特点。即使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太平天国也是如此。从现在人们的眼光来看，太平天国确实没有多少值得歌颂的东西：它所谓的“敬拜上帝”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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