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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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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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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11]这一统计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了。显然，以政治史，尤其是人民革命斗争史为框架结构的近代史体系，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不能囊括晚清史的一切，甚至还有着许多重大的遗漏。
（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开始日益凸显。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达52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民国的38年。由于自然规律，亲历晚清史的人士早已相继凋零。现在50岁以下的人们，不仅对晚清史，甚至对民国史也不再是“所见”、“所闻”，而只能是“所传闻”了。晚清史正在和我们拉大距离而逐渐“远”去。
在这一前提下，近代史的下限不可避免地在向后延伸。目前近代史学界已公认：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不再是所谓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民国史则取代晚清史而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晚清史作为清代史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开始日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因为大清王朝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毕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前在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时，讨论近代史分期的人们尽管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却总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现在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清帝的逊位竟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分期依据。这种无须分辩的“自然”分界，其实正是客观历史进程的自然的显现。
随着晚清史自身研究的逐渐深入，政治史已不再是研究的唯一对象，人民革命斗争史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分。当人们的视野转向晚清社会的更加丰富的各个层面时，它与清代前中期种种内在联系的显露就是必然的了。
丁名楠先生在讲述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时曾附带提及一个在紫禁城“骑马”的掌故，说所谓的在紫禁城骑马其实只是乘坐四人轿（肩舆），而且那还是慈禧太后当政之初对恭亲王奕䜣的一种特许[12]。丁先生说的当然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在紫禁城乘轿子竟被名不副实地称作“骑马”？或者变换一下思路：在紫禁城是否曾经准许骑马？在紫禁城骑马又是如何演变为乘坐四人轿的？这一问题若囿于晚清史的范畴，可能是无法得其要领的，而当我们的视野再向前延伸到清代前中期时，便可窥见其端倪了。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的满族亲贵昭梿在其所著的《啸亭续录·赐朝马》条中说：
明制，诸朝臣皆左右长安门步行至午门，从无赐禁门骑马者。故阁臣沈鲤[13]扶病入掖垣，屡至颠仆，为时人所怜云。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按：即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入直，尤为旷典云。[14]
由此可见，在昭梿所生活的时代，所谓赐朝马确实是恩赐在紫禁城骑马，是乾隆年间朝廷赐予阁臣的特殊待遇；而乘坐肩舆（即四人轿），更只是嘉庆时对年过七十以上大臣的一种特许。而从林则徐的日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种从真的在紫禁城骑马到改为乘肩舆的演变，就发生在这位亲手引发中国近代史开端重大事件的著名人物的身上。
据林则徐日记中的记载：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838年12月26日）连晚进京后，第二天于卯刻就受到了皇上的第一起召见，以后则连续9天都得到召见。而在第四天，即“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第五天，他于寅刻骑马进内，受到皇帝的第五起召见。皇帝很关心地对他说：“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于是再往后的四天，他都是“肩舆入内”了[15]。
身负赴广东海口禁烟重任的林则徐作为“外僚”而得以在紫禁城骑马，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异数”；而他作为科举出身的汉员因不惯骑马而改为乘肩舆，却也是情有可原。然而身为皇室且总揽外朝内廷大权的恭亲王奕䜣居然也堂而皇之地乘坐肩舆却又博得“紫禁城骑马”的虚名，就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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