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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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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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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的论著有，熊月之以1897年小车工人抗捐事件为个案对晚清上海政治运作特点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社会史与政治史交叉研究的实例，很有创意。晚清上海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互不统辖，各自为政，又互有联系。在处理小车工人抗捐事件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上海政治运作的与众不同的特点，由于一市三治，以及华界、租界在行政和外交体制方面的不同，也由于民族主义的因素，使得晚清上海的政治运作既不同于主权完整的中国内地城市，也不同于香港等殖民地城市，往往是经济问题政治化，行政问题外交化，简单问题复杂化。[22] 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23] 一书，从社会的角度对晚清讼狱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全书在分析了晚清讼狱制度运行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从积案、待质、京控、狱政、刑讯及讼狱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等方面阐述了晚清讼狱制度的严重危机。作者认为，晚清讼狱制度的危机是社会危机的先兆和表现，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讼狱制度在晚清的运行状况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大都认识到其起源的区域性和组织的多元性，但对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这个问题的认识尚不够深入，也即说，是什么力量能够动员起如此多重的区域性民间社会组织（拳门或教派）及其所属民众而汇成一股运动的潮流呢？程歗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山东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教案口述史料的研究，对此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解释，认为义和团运动既不是以往某一种民间社会组织的直线延续，也不是多种组织的整体性卷进，而是乡村社区精英群在应对外国教会权力挑战的过程中，通过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形成了主要来自于教派文化和民俗文化而又区别于既往民间组织和民众运动的三大标帜：一是“同心义和”的价值观和基层体制内外的组织联合反洋教的结盟形式（来自冠威义和拳）；二是降神附体的群体仪式（来自鲁西北神拳）；三是“刀枪不入”的表演手段（来自鲁西南大刀会特别是大刀会内功的形式化）。三个标帜将多中心、区域化的民众反洋教集团联结为一个运动——义和团运动。[24] 另外，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
[1]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发扬罗尔纲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详情见檀江林《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详情见会议学术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 《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4]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5] 《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7] 《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8]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9]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0]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1] 《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12] 《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
[13]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4] 《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15]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 鞠方安：《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8] 《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9] 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0] 吕顺长：《清末留日学生从量到质的转变—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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