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指出《翟突娑墓志》（615年）中的“摩诃大萨宝”之“摩诃”，当来自梵文的mahā；又《康婆墓志》（647年）记其父康和为定州萨宝，而命其子为“须达”，此名来自佛教Sudatta一名。但他认为这些都是祆教徒吸收佛教文明的表现[16]。1993年，姜伯勤发表《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指出吐鲁番出土《高昌永平二年祀部班示》及高昌义和六年（619）萨薄传令付胡人车不六多粮食条记的意义有二：一是证实了藤田丰八关于萨宝即五世纪高昌所译《贤愚经》中的“萨薄”，二是萨薄在高昌政权下既兼管民事，又兼领教务；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或侨领，又是来华后接受政府任命并享有职权的管理胡户的职官。他又结合史籍和石刻资料，论证了萨宝府的职官构成，从而说明萨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职，而是伊兰系胡户聚落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至于“萨薄”的语源，他根据《贤愚经》乃是据于阗胡音编译而认为来自一种东伊朗语，并特别强调薛爱华著作中“萨宝”来自粟特文sārthavāk的说法[17]。1995年，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一文，结合粟特文古信札中的muγpt-（穆护长）和s’rtp’w（萨宝）两个称呼以及一些人名所含的祆神名称，判定河西走廊存在着粟特聚落，其中可能已经有了教团组织和从事宗教事务的场所——祆祠，而萨宝正是兼领这个粟特商团的商务和祆教事务的大首领[18]。

       1996年，在巴黎罗浮学院举办的西域研讨会上，富安敦（A. Forte）发表《伊朗人在中国——佛教、祆教及商业机构》，特别批判把萨宝看作是祆教教职的观点。他提出四点理由：一是萨宝即萨薄，表示外国商人的意思；二是从佛教徒宇文护小字萨保来看，萨保与佛教有关，而不能作为祆教流行的证明；三是“摩诃大萨宝”的“摩诃”既然来自梵文，则“萨宝”也应来自梵文，“摩诃萨宝”应是mahā sārthavāha的译音；四是安世高的后裔既然是萨宝，他们不应当背离祖先的佛教信仰[19]。1997年奈良国际丝绸之路研讨会上，富安敦发表《萨宝问题》，他首先回顾了前人关于《法显传》（414年）中“萨薄”的种种解说，认为萨薄的原语应当是伯希和主张的sārthavāha（商人首领），而非比尔（S. Beal）主张的sabaean（波斯Saba的商人）。接着，他重新检讨了早期佛典中的“萨薄”资料，如《摩诃僧祇律》（416—418年译）的“萨薄主”、《十诵律》（五世纪早期译）的“萨薄”、《杂譬喻经》（五世纪早期译）的“萨薄主”、《旧杂譬喻经》（传247—280年康僧会在建业译）的“萨薄”、《兴起行经》（传为二世纪末康孟详在洛阳译）的“萨薄”，指出“萨薄”一词早在法显之前就已使用，从以上文献的上下文看，其义是指陆上或海上的商人，其本意是“队商首领”，但也可以理解为“商人首领”或“商人”，萨薄或sārthavāha的真正含义是“有足够资本组织一次商贸远征团的商人”，他还举宝唱《翻梵语》（五世纪末编）的“萨薄主，应云萨他婆，译曰商估”，来证明sārthavāha的汉译可以只用“商人”来表示，尽管宝唱明知其原义是“商人主”。他在简单介绍了早期关于萨宝的几种解说之后，特别表彰了藤田丰八的“萨薄”等于“萨宝”的说法，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萨宝的起源往往被人错误地与中国的祆教联系起来，他没有讨论祆教本身，却只是强调萨宝可以在佛教的上下文中得到圆满的理解，而根本无需把它和祆教扯到一起。站在萨薄即萨宝、萨宝与佛教关系更加密切的立场上，富安敦一一评述了桑原骘藏、向达、丁爱博以来的种种解说。他最后举出五个墓志中“摩诃萨宝”或“摩诃大萨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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