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荒川正晴发表《论北朝隋及唐代“萨宝”的性质》，首先指出高昌的“萨薄”应按王素关于通假字的解说读作“萨簿”，因此没有必要解释为sārthavāha的音译，从高昌当时的情况来看，其原语很可能是粟特语，这一称号可能是从高昌国建立以前吐鲁番当地的粟特聚落中继承下来的，为管理粟特聚落和祆教徒的职官。接着作者讨论八方隋唐墓志中所记北朝和隋代的“萨宝”和“摩诃萨保”，确定这一官职最早在北魏时期就开始设置，其来源可能是粟特本国既有的称号，而随着粟特聚落的急速增加，在京师和地方诸州广泛设置了萨宝官职。最后指出一进入唐朝，拥有“萨宝”官职的粟特人全然不见，“米萨宝”等皆是以人名的形式出现的，说明唐朝时粟特聚落已经逐渐变成唐朝的乡里，萨保府也主要成为管理祆祠的机构[21]。1998年8月，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一书有《萨宝的疑窦》一节，仍以萨宝为祆教职官，并指出萨宝来源的种种可能：萨波（军人）、萨薄与萨宝（商人、导师）、萨薄（长者）、萨宝（地区保护者），显然是综合各家的观点而成。

    1998年11月，姜伯勤发表《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既是对相关的汉文粟特人墓志的考释，也是对1997年富安敦文章的回应。他根据固原出土《史射勿墓志》所记“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对照穆格山出土文书，认为萨宝原是粟特本土贵族政治中的职官，相当于拥有童仆的“货币贵族”。他分析了史籍和唐代墓志所记北朝时期的“摩诃大萨宝”、“京邑萨宝”、“诸州萨宝”，力图区分它们之间的等级，然后再分析唐代的萨保府职官构成。他又综合自己以前的看法和富安敦的观点，把萨保府制度的来源归纳为三点：一是中原职官制度中的开府建署制度，二是佛典所见印度系的“商人主”即“萨薄主”的制度远源，三是伊兰、粟特系队商制的近源，其特征是下属有祆正、祆祝等官职。最后，作者进一步申论印度型Sarthavaha商主制与粟特型Sārthavāk商主制的消长，两者具有共同之处，但祆教作为维系粟特商业民族的纽带，是与印度制度不同的，因此，到了唐代的萨保府制度中拥有祆正等建制时，萨宝制度已经是完全粟特的制度。另外，萨保府制度也是开府领民制度兴衰及与之平行存在的大小酋渠“首领”制度的消长结果。这种制度随着安史之乱的巨大震撼而逐渐衰落[22]。1998年12月，罗丰发表《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首先根据史籍和出土墓志，把萨宝分为萨宝、摩诃萨宝、摩诃大萨宝三种递进的等级，又接受高昌“萨薄”即“萨宝”的说法，指出萨宝原本是粟特地区固有的职官。其次分析了唐朝萨保府的各种官吏，以及在这种职官的影响下出现的以“萨保”或“萨宝”为名的现象。第三，回顾了前人关于萨宝语源的解说，沿着藤田丰八的思路，追寻各种佛经中关于萨薄的记载，指出梵文“萨薄”的出现要早于粟特文古信札的s’rtp’w（萨宝）的年代，后者应当源于巴利语或梵语。最后，强调萨宝不是专门管理祆教的官员[23]。2000年，芮传明发表《“萨宝”的再认识》，批评把萨宝看作是一个祆教的教职，而以为是一个世俗性官职。关于萨宝的语源，他认为梵文Sārthavāho之说最可取，萨薄是其同名异译。在列举了佛经中的萨薄史料后，作者认为中原的“萨宝”源于粟特人传播的“萨薄”称号，其源是印度的佛教，而与祆教没有必然的联系。高昌的萨薄可能是从南亚或中亚的“萨薄”演变为中原“萨宝”的中间环节，是粟特人为主的西胡东来定居后，高昌官府给予的荣誉官称。中原的萨宝是西胡自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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