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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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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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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与东方贸易所使用的金制货币，在其东方贸易中具有明显的流通优势。科斯马斯不无自豪地指出：“罗马帝国（这里指拜占庭帝国—笔者）还有许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早皈依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为基督教各国的经济提供服务。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 [29]科斯马斯的说法并非虚言，但长期并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与此相对应的是，《隋书·食货志》提到，后周（557-580）之初“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对于这里的“金银之钱”，人们也长期不知其为何所指。夏鼐先生以其卓越的考古家的敏锐和洞察力，在四十年前我国境内仅仅发现少量拜占庭金币的时候就已然指出，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银钱则是波斯萨珊朝银币。[30]20世纪我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31]和拜占庭金币，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见解。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境内至少发现拜占庭金币30起，数量逾42枚，[32]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数量上仅次于波斯银币的外国货币。这些金币从发现的地点看，均分布于中国北部，毫无例外地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各省，以新疆地区为最多（13枚，其中和田4枚、阿斯塔那6枚、雅尔和屯1枚、叶城县2枚），宁夏次之（9枚，全部位于固原附近）、然后是陕西（8枚，其中咸阳底张湾2枚、西安附近地区6枚）、河北（6枚，其中赞皇县3枚、磁县3枚）、甘肃（2枚，其中武威1枚、天水1枚）、河南（2枚，全部位于洛阳附近）和内蒙古（2枚，其中毕克齐镇1枚、武川县1枚）。长江以南地区迄今尚未有发现。[33]这种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可能是，拜占庭商人在海路上的活动范围大致以印度和锡兰为限，不太可能将金币带到远东。拜占庭金币到达印度和锡兰后，会加入当地通货流通，因其数量较当地钱币为少，且价值高于其他钱币，可能在流通一段时间后，被当地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收藏，退出流通领域，用于与“昆仑人”交易的拜占庭钱币会更少；而且，印支半岛和南海地区为金产量丰富的地区，东流的拜占庭金币也可能被熔铸于当地金货中。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中心位于长江以北，此前中国和印度的交流主要以西域交通线为主，流入印度的拜占庭金币也有可能通过印度北部流入中国北部，即经大夏，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中国内地，换言之，即沿裴矩《西域图志》中的南道做逆向流动。4世纪末叶以后中印关系的繁荣，可能使拜占庭金币不经海路东传，而是经新疆流入中国北部。
从铸币年代看，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最早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和君士坦斯二世（337-350）时代，即4世纪上半叶，最晚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即8世纪中叶。从可辨认出的金币看，4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铸造的钱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即：君士坦丁二世（337-340）1枚、君士坦斯（337-350）1枚、狄奥多西二世（408-450）1枚、列奥一世（457-474）3枚、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5枚、查士丁一世（518-527）5枚、查士丁尼（527-565）4枚（其中仿制品3枚）、查士丁二世（565-578）2枚、毛利斯（582-602）1枚（仿制品）、福卡斯（602-610）2枚、希拉克略一世（610-641）2枚（其中仿制品1枚）。7世纪中叶以后的金币只有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所铸造的一枚，与其他金币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34]1964年1月西安西窑头村一座唐墓中出土三枚阿拉伯文金币，均在铭文中标明“第纳尔”，分别为702、718-719、746-747年所铸[35]。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的消失和阿拉伯金币在中国的出现在时间次序上大致吻合，说明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和北非领土的占领及其对波斯的征服，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阻断了。不过，北方的欧亚草原交通线在唐朝击败西突厥，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咸海一带以后仍然是畅通的，这种形势在高仙芝塔拉斯之战（751年）失败，中国势力退出西域时仍未改变。拜占庭输入中国优质丝绸一直到元代仍在进行。[36]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铸币流入中国，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之路。
在古代世界，包括各种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商贸活动息息相关；商旅贩客不仅是不同地区货流的媒介，而且也是民间文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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