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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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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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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館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中的翻译人材。
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1]。“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夷历史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
前人有关明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2]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3]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4]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巴黎本）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5]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有关鞑靼馆的研究，有石田干之助的《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的<鞑靼馆译语>》[6]。山崎忠的《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7]和《<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8]等。已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译语的研究，而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对四夷馆各馆译语的研究情况也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回回馆译语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步。而关于鞑靼馆的译语、蒙古语教学情况、蒙汉翻译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明代四夷馆鞑靼馆为中心，对其设置年代、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活动、译语的编撰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四夷馆及鞑靼馆的设立与演变
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
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9]。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
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10]。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
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11]。关于这一问题，日本[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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