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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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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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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鹤的《登坛必究》、茅元仪的《武备志》、《蓟门防御考》、《卢龙塞略》等明人文集中，也收有“鞑靼译语”。
四夷馆各馆“来文”有时也被称为四夷馆课。刘迎胜师认为 “这些‘来文’多数是伪造的。参与作伪的可能是一些在边关担任翻译的人或四夷馆的职员”[32]。他在其另一篇论文中指出“这些表文并非原本，明显是带有汉语背景的人伪造的，其作者可能是四夷馆的教师”[33]。
四夷馆“来文”，不管在边关担任翻译的人或四夷馆的教师伪造的，其目的应是为四夷馆译字生“习译”而作。
洪武本《华夷译语》收有鞑靼馆“来文”十二篇，永乐本收鞑靼馆“来文”四十篇。但北京图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明抄本中，鞑靼馆“来文”被编在“高昌馆课中”[34]。
三、外交文书的翻译
鞑靼馆负责翻译明与北元、女真部交涉事务中的朝贡、贸易外交文书。馆中教师、译字官、译字生，都参予文书翻译工作。有时为了验放夷人进贡“表文”，鞑靼馆官生经常被派到边关。
1、译审边贡文书
《明史》记载：“各国使人往来，有诰敕则验诰敕，有勘籍则验勘籍，毋令阑入。土官朝贡，亦验勘籍。其返，则以镂金敕谕行之，必与铜符相比。凡审言语，译文字，送迎馆伴，考稽四夷馆译字生、通事之能否，而禁饬其交通漏泄。凡朝廷赐赉之典，各省土物之贡，咸掌之”[35]。
这一段材料证明，诸蕃朝贡、往来使臣，不准随便进入朝廷，须经严格审查方可入境。遇到语言文字的审查和翻译事务时，由四夷馆译字生来完成。
鞑靼馆译字官、译字生经常被派到边关，进行译审，验放入贡夷人。《四译馆则》记载：“大喜峰口差官一员，验放进贡彝人，三年一更，每遇期满彼中巡抚官据呈申请兵部移咨由礼部本院转行本馆拣选行止端慎年深老成音番字官一员，请知内阁转开本院起送接管万历三十六年二月以林洲不愿往，选译字生王子龙前去。题准作实授冠带，给予应得柴薪”。又“先年据宣大总督尚书王 题差译字官丛文辉差往阳和”[36]。以上史料清楚地记载了鞑靼馆译字生被派赴喜峰口、阳和的情况。
2、鞑靼馆代译女真馆文书
鞑靼馆除了翻译明与蒙古的往来文书之外，代译女真馆文书。因此，翻译任务非常繁忙。据《四译馆则》记载：“鞑靼馆除本馆职业外，又兼译女直来人进贡袭替来文，并回敕书及译写顺义王表文，喜峰口验放来人。比之别馆繁剧数倍”[37]。
四夷馆各馆一般负责本馆的往来文书的翻译。但有时也有代译其它地区的文书的情况。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之前，回回馆代译暹罗馆文书。关于这一问题，《四夷馆考》记载：“正德十年（1515），遣使贡方物，进金叶表，下回回馆译写”[38]。《万历起居注》记载：“回回馆贡使颇繁，文字难译，先年常令代译暹罗诸国表文”[39]。回回馆代译暹罗馆文书的主要原因是明朝没有懂暹罗文的翻译人材。
鞑靼馆代译女真文书，与上述回回馆代译暹罗文书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明四夷馆专门有女真馆培养通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不缺少懂女真文字的译字官。那么，鞑靼馆在女真馆不缺少译字人员的情况下，为何要代译女真文书呢？这与女真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有关。
女真建立金朝之后，创制自己的文字，开始使用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指“金朝建国初期，（1119年）完颜希尹所制的女真大字和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所颁行的女真小字的总称”[40]。元明时期，有不少女真人懂蒙古语。而且，明代女真族受蒙古人影响，有一部分地区女真人改用蒙古语，出现了部分女真人不识女真文字的现象。自正统年间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人与明朝交往时，往来文书改用蒙古语。正统九年（1444）女真部向明朝请求敕书用蒙古文字书写。关于这一点《明实录》有明确记载，“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鞑靼字，从之”[41]。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可见至少自正统九年（1444）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间，明朝与女真往来文书使用蒙古语。因此，鞑靼馆负责代译明与女真往来文书中的蒙古语文书部分。那么，明与女真往来时，使用女真文字的部分文书，当然是由女真馆的官生来翻译。
明隆庆三年（1569），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位学者，根据蒙古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的满文。明崇祯五年（1632），清太宗命达海在原来字母上加圈点，对满文进行了改造。满族根据蒙古文字创造满文的原因，可能与明朝部分女真人使用蒙古文字，女真族中识女真文字的人越来越少这一事实有关。
[1] 刘迎胜《<回回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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