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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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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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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 “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12]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13]。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1644），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14]
刘迎胜师认为“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是在顺治元年（1644）”[15]。清朝设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清初有不少满人懂蒙古语有关。的人张文德认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书将女真馆、鞑靼馆有关内容删除，是与清朝的文字狱有关”[16]。笔者认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书未记载女真、鞑靼两馆之事，与当时设立八馆时，未设女真、鞑靼二馆有关。
二、鞑靼馆蒙古语教学
关于鞑靼馆教授与生徒人数、出身、教学与学制、翻译文书等问题，史料虽无专门记载，但可依四夷館资料推定。王宗载的《四夷館考》和江繁的《四译館考》二书，主要记载朝贡诸国情况，未及四夷館及鞑靼馆教学与学制等情况。《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对四夷館的沿革等问题有所记载，但简略提及四夷館及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等情况。相对来说，吕维琪的《四译館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及鞑靼馆的规章制度、教学情况等，对研究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教授与生徒情况，十分珍贵。
1、教师
关于鞑靼館教师，由于史料记载简单，无法断定具体人数。明初鞑靼馆缺少教师。其教师来源，史料虽无明文，但估计是一些与火源洁有关系的人。鞑靼馆选择教师，与各馆相同。四夷馆各馆缺教师时，“于本馆年深职官内，选其译学优长，行止端慎者，具呈内阁考试，题请点用或只据呈批准署掌”[17]。
吕维琪《四译馆则》增定馆则卷七记载了鞑靼館属官四十九名（其出身是正德间到万历三十二年间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其中鞑靼馆教授有马廷祯、顾袆、林洲、马应乾、刘尚宾、马承礼、刘尚贞、韩良议、穆世登、马应龙等十名。
2、生徒
四夷馆设置之初，生徒均选自国子监。《明实录》记载：“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同，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18]。
后来，四夷馆各馆生源有了变化。《明史》记载：“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1426）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19]。自1490年开始，生徒多从世业子弟中挑选，世业子弟人数增多。
四夷馆各馆生徒来源有所变化，主要原因有，首先、除定期的官方选生外，四夷馆教师私收子弟为生徒。其次、官僚、富商贿赂官员，使其子弟被选为四夷馆译字生。这些官僚、富商子弟不好好习译、入馆目的不纯。例如：“天顺三年（1459）四夷馆教师马铭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20]。嘉靖十六年（1537）所选120名生徒，当时选收时不管是否世业子弟、不限出身。嘉靖二十一年（1542）查知嘉靖十六年（1537）所选120名生徒中郭元梓、郭元材等二十四名富户、商人子弟，因纳贿夤缘成为四夷馆译字生，而被剥夺参加会考资格，革退为民[21]。这些现象对四夷馆各馆带来许多不利因素，生徒图私利、商人子弟与外夷勾结、或泄漏夷情。为了防止这些弊端，自1566年开始，四夷馆生徒专从世业子弟中挑选。
据《四译馆则》记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规定四夷馆及鞑靼馆生徒“每六年一次收考”[22]。但事实上，生徒不是非常缺乏不准收取。一般都是每隔二、三十年才选一次学生。自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之初，到崇祯三年（1630），吕维琪编完增订馆则为止，二百多年间，共选生徒十次。自1407年到1630年期间的选生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
自永乐五年（1407）到弘治三年（1490）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四次，分别是在1407年、1426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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