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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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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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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是和回鶻一起行動的，而這些粟特人應該是信仰摩尼教的。
與中原相比，西域地區也有粟特人信仰摩尼教則更是無可置疑的，因為在一些地區發現了與粟特人有關的摩尼教文獻。如據史德（圖木舒克）出土的一件據史德語文書裏出現了粟特人的名字。恒寧教授（W.B. Henning）據此推斷這一地區曾存在過一個粟特人摩尼教團[16]。焉耆也出土了一件粟特文《焉耆可敦致一位摩尼教法師的信》[17]，位於和田河中游的麻札塔格（Mazar Tagh）遗址也出土了一件粟特語摩尼教文獻（編號為M. Tagh a. 0048）[18]；還有吐魯番這個宗教混雜的地區，也出土過一些摩尼教的粟特文寫本[19]，柏孜克里克石窟還出土了三封摩尼教徒用粟特文寫的書信[20]。雖然其中有些摩尼教文獻的來源還不清楚，但是它們不僅可以說明西域的粟特人中確有信仰摩尼教者，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摩尼教入華傳播的路線。
除了摩尼教，入華粟特人的信仰空間裏還留給景教一方天地。
作為景教進入中國的必經之地，粟特本土也留有景教的遺迹。撒馬爾干出土的盛骨甕上裝飾的十字架和其他基督教符號、片治肯特發現的刻有《聖經·詩篇》的陶片、塔什干出土的帶有十字架的硬幣，這些都表明在粟特本土就有景教的信徒。而在碎葉這個“諸國商胡雜居”之地，甚至還發現了一座景教教堂遺址[21]。敦煌、吐魯番發現的粟特語基督教文獻，雖然反映了粟特基督教徒處於被操突厥語的民族同化的過程中，但卻無可否認他們的粟特人身份[22]。吐魯番發現的粟特文《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或許還與敦煌出土的漢文本同樣的贊文有關。
就目前所知來看，中原地區信仰景教的主要是波斯人[23]，還有一些可能是漢人[24]，至於流寓内地的粟特人當中是否也有信仰基督教的，文獻中未見記載，墓誌中倒是有一條材料可以提供一個例證。
西安出土的《唐米繼芬墓誌》記載，其幼子“僧思圓，住大秦寺”[25]。大秦寺為景教的寺院[26]，唐代景教徒亦稱僧，既然身為僧，又住在大秦寺，所以應當就是景教徒。我們知道長安的一座大秦寺位於義寧坊，此坊在朱雀街之西第四街自北向南之第三坊，與米繼芬家所在的街西第三街自北向南之第四坊醴泉坊，距離並不遠。眾所周知，醴泉坊内有祆祠，若米繼芬幼子也是祆教信徒，為何不住在本身即有祆祠的醴泉坊，而要住到相隔一街多的義寧坊的大秦寺呢？這顯然和他的景教僧身份有關，或許入住寺院是景教對某類僧人的特殊規定。
由此看來，米繼芬一家可謂是一個粟特家族宗教信仰轉换的有趣例證。安史亂後，粟特胡人都竭力掩飾自己為胡人後裔，但也有人對此並不隱諱，米繼芬就是這寥寥無幾的特例中的一個，這除了和他的父輩是前來唐朝的粟特米國使者，他自己繼續以質子身份效忠於唐廷有關外，可能也和他們家有信仰景教的人有關。安史亂後，景教受到唐朝政府的支持，建中二年（781）還在義寧坊大秦寺樹起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是何等的輝煌。大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米思圓住進大秦寺這件事，纔被寫進了其父的墓誌中。
入華粟特人除了信仰如上所言的三夷教外，還有一些人逐漸皈依了佛教。這是因為在中古時期的中國，佛教信仰是佔據人們信仰空間的一種主流宗教。進入中國的粟特人，在這樣的環境下也不能不受其影響，因此就有一些人改宗了佛教。
說到漢地佛教與粟特人的關係，眾所周知，早在佛教初傳中國之時，它們就已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時間上來看，作為佛教徒進入中國的粟特人遠較作為祆教徒的要早。而且，這些所謂的佛教徒並非普通的信眾，而是對佛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譯經高僧，比如《高僧傳》所載的東漢靈獻時期的譯經僧康巨、康孟祥，三國孫吳時的康僧會等。這一批入華的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和後來北朝隋唐時期入華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一種佛教傳播者的身份，而後者的佛教信仰，從敦煌吐魯番文書及中原出土墓誌可見，則更多地是當地較強的佛教信仰氛圍影響的結果。
北朝隋唐時期信仰佛教的粟特人當中，既有一生奉獻給佛門的教内高僧，如《宋高僧傳》所記唐代高僧中，最為著名的粟特僧人就是華嚴宗的開創者賢首法師法藏，他來自粟特康國，在兩京時曾和玄奘、義淨、實叉難陀等當時的高僧大德在譯場共事過，在武則天時期的譯場裏，他甚至“傳譯首登其數”。還有同書所記的來自何國的僧伽和尚，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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