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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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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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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康國的僧伽跋摩等等，都是當時入華粟特佛教高僧的代表。此外，佛教的普通居家信眾中也有一些是粟特人，在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就有很豐富的例證。[27]又如《武周康居士寫經功德記》（本書圖版43），就說明了吐魯番地區粟特人的佛教信仰。中原地區出土墓誌中也有一些例證，而且，由於墓誌的記載較之文書更為詳細一些，因此，通過這些墓誌，我們對入華的粟特普通佛教信眾的信仰世界會有更多的瞭解。
在已經搜集到的北朝隋唐時期的100餘方粟特人墓誌中，有6方墓誌可以表明墓主人信仰佛教[28]。這6方墓誌中，葬年最早的是唐高宗咸亨五年（674），最晚的是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如卒於開元二十八年（740）的康庭蘭，其墓誌明確提到他“暨於晚歲，躭思禪宗。勇施罄於珍財，慧解窮於法要。”(本書圖版53)由此可知，他晚年時產生濃厚興趣的，甚至是佛教中最為中國化的一派――禪宗，而敦煌出土的粟特文寫本中，也有譯自漢文的禪宗系統的經典（本書圖版70），二者正好可以相互印證。還有一點就是，康庭蘭自己雖然是完全的漢名，但他的曾祖、父親的名字都還可以看出粟特人名的一些特徵，而這正好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粟特人漢化程度之深。
此外還有一例，卒於元和十四年（779）的曹惠琳[29]，其墓誌雖然僅提到他“然後志於道，遊於藝，養正浮雲”，沒有明言他是否信了佛教，但我們看到他的墓版文是由“章敬寺大德令名敘、沙門道秀書”，可見他與佛門人士過從甚密，或許就受其影響而皈依了佛教呢。
旅居中國的粟特人並非僅信仰從故土帶來的祆教，他們還信仰在粟特本土即有的摩尼教、景教和佛教，而且他們中的有些人本身就是這些信仰傳入中國的媒介。随着時代的發展和入華粟特人在中國居留時間的延長，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周圍環境的影響，甚至開始信仰起中國本土的禪宗了。入華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祆教，也有部分信仰摩尼教和景教者，而且這三夷教的進入中國都和粟特人的活動分不開。作為商業民族，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接觸着五顏六色的物質世界，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發現，在他們溝通東西方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傳遞着五彩繽紛的宗教精神，這是我們今天在單調乏味的墓誌拓本背後所應當看到的一個基本事實。
在匆匆梳理過入華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後，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在遙遠的撒馬爾干，還是在絲綢之路這一端的長安，對於那些深目高鼻的粟特胡人來說，在他們的心裏，信仰可以是無比神聖的女神，因為它是心靈的支點；同時信仰也可能只是一個卑微的奴僕，因為經濟利益是主宰它的主人。因此，即便是他們的民族宗教――祆教，也無法獨佔他們所有的信仰空間，摩尼教、景教、佛教，哪個能給予他們美好與富足，哪個就可以赢得他們的心。開放包容的天空之下，高高飄揚起實用主義的旗幟，一個五彩斑斕的信仰萬花筒，就這樣随着時間的推移而呈現在世人面前。
注 釋：
[1] ［日］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70-71頁。
[2] 陳垣《火祆教人中國考》，《陳垣學術論文集》第l集，中華書局，1980年，303-328頁；林悟殊《唐代景教傳播成敗評說》，《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85-105頁。
[3] 一般來說，我們在判斷這些墓誌的主人是否為粟特人時，主要依據有如下幾點：其一，墓主的姓氏是否屬於昭武九姓範疇；其二，誌文中在對墓主的出身、郡望追蹤溯源時，是否出現一些能表明其來自中亞地區的名詞；其三，墓主人的通婚對象的姓氏。
[4] 講參看孫福喜先生和吉田豐先生提交“粟特人在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2004年4月23—25日。
[5] 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璧墓誌》，《考古》1964年第9期，458-461頁；最新的研究成果見張廣達《再讀晚唐蘇諒妻馬氏雙語墓誌》，《國學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22頁。
[6] 張鷟《朝野僉載》，中華書局標點本，1979年，64-65頁。
[7] 姜伯勤《敦煌白畫中的粟特神祇》，《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79-195頁；張廣達《唐代祆教圖像再考》，《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17頁。
[8] P. 2748“敦煌廿詠．安城祆詠”，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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