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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空间的万花筒――粟特人的东渐与宗教信仰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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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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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他記載，我們知道長安有五所祆祠，分別在布政坊、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陽則有四所祆祠，在立德坊、修善坊、會節坊和南市西坊。除磧西諸州如敦煌、涼州有祆祠外，其他地方如恒州、瀛州、介休、開封、鎮江等地也有。祆祠是一個粟特聚落進行公共活動，主要是宗教活動的場所。例如敦煌文書P. 2005《沙州圖經》卷三所記的敦煌祆祠：“祆神：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祆主，總有廿龕。其院周回一百步。”[1]這裏顯然是當地從化鄉粟特百姓祭祀祆神的地方。祆祠的存在，就標誌着有相當數量的信眾存在。祆教是一種封閉性很強的民族性宗教，就進入中國的祆教而言，目前既未見到他們有主動向外傳教的舉動，也未發現任何被譯為漢文的原始經典[2]，所以信仰的群體主要還是入華的粟特人。信仰既是這些入華粟特人用以凝聚其商隊及聚落的聚合劑，也是他們保持民族傳統的精神紐帶。
雖然祆教為其主流信仰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在現在已經搜集到的100餘方北朝隋唐時期粟特人的墓誌中[3]，除了有數量不多的一些可以表明他們的佛教信仰外，我們很難找到有關其祆教信仰的記載。那麽，對於眾多的普通粟特人而言，如何纔能辨別出他們的祆教信仰，這一問題現在尚很難给出滿意的答復。
雖然情況確乎如此，但並不表明我們對此束手無策。20世紀初葉以來陸續發現的7組粟特石棺葬具，特別是2003年8月在西安剛剛發掘的史君墓，還是能提供給我們一點發揮想象的空間。
這七組石棺葬具的共同特徵就是石刻圖像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祆教色彩，但遗憾的是，只有三套是與墓誌同時出土的。不過，就這三套來說，從墓誌上也根本讀不出墓主人的祆教信仰來，或許這和墓誌撰寫人以及墓誌這一题材的表現重點有關，然而，如果我們關注一下墓主人的身份及與墓誌同出的石棺葬具上的圖像，如拜火用的火壇、戴大口罩的祭司、人面鳥身神、日月圖像、喪葬場景中的犬視等等圖像，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祆教信仰。特別是史君墓出土的迄今為止惟一的、也是年代最早的粟特文、漢文雙語銘文（本書圖版2），給了我們一個可資對比的很好標本。該銘文的漢文部分寫得比較簡單，粟特文部分內容則稍多一些，吉田豐先生已經將粟特文部分翻譯出來，並且指出漢文部分更加強調對其宗教活動的記載，如對其何時被授予薩保稱號寫得很清楚[4]。由於僅發現了這一例，所以我們無法知道這在粟特人中間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還是一個特例。不過，就此銘文而言，在漢文部分一筆帶過的薩保授予情況，在粟特文部分中則是重點強調的，這表明了薩保這一兼管祆教的職務在粟特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至於漢文墓誌中緣何沒有提及宗教信仰的字眼，聯繫曾經引起諸多學者關注的、晚唐時期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教徒蘇諒妻馬氏的漢文、帕拉維文（中古波斯文）墓誌來看，其墓誌也是漢文部分完全沒有出現宗教字眼，而其帕拉維文部分則是該教最常用的祝願詞[5]。很可能這正是我們所說的瑣羅亞斯德教的封閉性的有力證明，雖然粟特人所信仰的祆教與其源出的波斯正統的瑣羅亞斯德教之間有很大的區別，但粟特人還是繼承了這一宗教封閉内斂的傳統。他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民族内務，不足為外人道也。
可是，封閉歸封閉，彰顯自我本色也是有目共覩的，中國出土的那一組組石棺葬具上的圖像，就昭示着他們的祆教信仰，再去想想粟特本土居民的祆教信仰多反映在壁畫及喪葬所用的盛骨甕上這一事實，可否做出如下解釋：這看似矛盾的對比可能就在說明，入華粟特人並非不向世人表明他們的祆教信仰，而是相對文字而言，他們更願意採用自己更為喜好的圖像這種方式。正如映入唐人眼簾的他們的信仰，更多的是炫目惹眼的幻戲、歌舞表演，而非莊重肅穆的拜火祭天儀式。
不過，即使是像安伽、虞弘墓中所見的神聖莊嚴的拜火儀式確為唐人所知，但在唐人那戴了有色眼鏡的眼裏，卻也被看成了有點兒歪門邪道的巫術表演。《通典》卷四〇職官二二記載：“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商胡奉事，取火咒詛。”而從兩京到涼州（甘肅武威）、伊州（新疆哈密）的胡祆祠裏，每年都要上演豐富多彩、熱鬧非凡的祈福活動，如“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祆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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