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老档》中有四条关于“gūlmahūn”的记载。其中天命八年四月的两条未载职衔[13]；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六月十一日条中“gūlmahūn”的职衔是“beiguwan”（备官）[14]，一般译为备御，相当于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是努尔哈赤天命五年参照明制创立武官制后确立的身分等级，地位在游击以下千总以上[15]。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天命九年六月论功行赏：“gūlmahūn  be  baksi  seme  beyei  teile.”其中，谓语动词“waliyambi”省略，汉译为“古尔马浑为巴克什，仅免其身”[16]。此处“gūlmahūn”的身份是“baksi（巴克什）”。巴克什是蒙语借词，原意是老师或师傅，努尔哈赤时入值“书房”（bethe i boo）的文人即称“巴克什”或“秀才”[17]。受到重视者是赐号“巴克什”，如以蒙文字母创制满文的“额尔德尼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的“希福巴克什”及蒙古人“乌纳格巴克什”等。但显然还有专供缮写谕旨与文书的普通文人巴克什，古尔马浑就属于这一种巴克什[18]。至天聪五年，皇太极规定“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19]可见努尔哈赤“书房”中巴克什的地位或身份确有不同，赐号“巴克什”可以保留终身，非赐号巴克什后来则改称“笔帖式”。

    天命年间的巴克什往往由武职表现其身份等级，这一点应该是不分赐号与否的[20]。但天命九年的“巴克什”“古尔马浑”与天命七年的“备御”“古尔马浑”是否为同一人，实难以断定[21]。下面暂撇下“备官”古尔马浑，专重考察“巴克什”古尔马浑。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四月，皇太极“改书房为文馆”[22]，“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玛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23]这里，顾尔马浑被称为“笔帖式”，与天聪五年上谕的规定是一致的[24]，天命年间的“巴克什”古尔马浑，到天聪年间已改称“笔帖式”顾尔马浑了。

    天聪十年，“文馆”改称内三院[25]，从事汉文书籍翻译的文馆笔帖式古尔玛浑也随之归入内国史院。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一月，以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命礼部设宴于国史院，宴修纂各官，并赐“汉学士罗绣锦、王文奎，员外郎宜成格、敦拜、杨方兴、顾尔玛浑、石岱、古式各银四十两”[26]。这里，古尔马浑称为“员外郎”，是清廷改纂、修饰实录的结果，在顺治年间初纂的汉文本《太宗实录》中原作“副理笔帖式”，更原始的《旧满洲档》则作“ashan i bithesi”（意为副笔帖式），与天聪年间的称呼一脉相承[27]。

    另外，在残缺的内国史院崇德五年档中，有五道由“顾尔玛浑缮写”的牛录章京承袭敕书，虽不书职衔，但从同时其他内国史院成员的称呼看，“承政”、“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主事”、“笔帖式”等，都还保留较为原始的称呼[28]，可以推测古尔马浑此时应为“副理事官”衔。

    内国史院的职掌中，有一条是将“邻国远方往来书札”编为史册，故以来自朝鲜的笔帖式古尔马浑，出任后金（清）与朝鲜交涉中的通事、通使（即译员，翻译），当是必然之事。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正月，“通使顾尔马浑来传圣谕云金尚先等发往尔国义州拘置”；十月，“上遣内院学士罗硕、兵部启心郎帕帕、通事顾尔马浑前往朝鲜”，办理“察究潜逃兵使林庆业”之事[29]。古尔马浑终以通事身分现身了。

    顺治年间，古尔马浑依然为理事官及通事。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一，朝鲜国王遣三子李  等往北京祝贺，清朝颁发的赏品由“启心郎沃赫、郎中祁赖、章京（满文管事官之意）顾尔玛浑等送至驿馆”；十一月十一日，“内院学士祁充格、礼部郎中朱世起、通事顾尔马混，以朝鲜国王次子李淏册封世子”，赉敕前往朝鲜[30]。

    联系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四朝的中国史料及朝鲜方面的史料，可以断定：天命年间的“bak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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